搭棚，又稱築棚，是我國自古有之的建築工藝，至今仍應用於澳門建築工程上。2017年，澳門擬訂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搭棚工藝」名列其中。要注意的是，此處之棚，係專指用竹搭建者，類型繁多，「高至數十層的樓宇工作平台、小巧如慶典花牌或牌樓，以至看台、泳棚、戲棚等」。澳門是搭棚工藝碩果僅存的幾個地區之一，彌足珍貴，然而坊間論著未見梳理其源流之作，本文擬據文獻補充。

澳搭棚業起源與發展成熟

竹子是我國常見的建築材料，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有干欄式建築，即「編竹苫茅為兩重，上以自處，下居雞豚」的吊腳樓式棚屋。唐代張籍（一說杜牧）《蠻中醉》云︰「瘴塞蠻江入洞流，人家多在竹棚頭」，說的便是西南地區的竹棚屋。頒佈於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的中國首部建築工程官方指引《營造法式》，設「竹作制度」專節（卷十二），規範竹笆、竹柵等的工藝要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廣東通志初稿．卷十八．時節》載「上元作燈市，采松竹於通街結棚，結華燈于其上」，可見其時廣東地區元宵節已採用竹棚懸掛燈飾。康熙年間（17世紀晚期）吳震方的《嶺南雜記．卷二》亦記高州地區「元宵城南燈市甚盛，每隔五家縛一燈棚，以竹為之」。

澳門開埠之前，葡萄牙人到來與華人貿易，因未獲官方許可，住的都是臨時性棚寮。葡人記載說「起初搭建草棚，後起造土坯房」，中文文獻亦說「時僅棚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這種簡陋茅舍，很可能混用竹木做支架。澳門開埠之後，葡人居住的地區慢慢發展成「天主聖名之城」，華夷混住，當中便有搭棚工人在內的各行華人工匠，因為葡人需要他們幫忙建造和修葺房屋。《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中收有許多泥水修葺合約，最早一份是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792年12月28日）。

關於澳門搭棚業，《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載有嘉慶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1816年4月29日）「香山知縣馬德滋為飭蕃人不許與民人爭鬧打架事下理事官諭」，提到「澳門新橋外鴻記棚廠舖李敬五工伴楊亞五，在風順廟門首看夷人出祖公爭鬧」，這是筆者查到的最早一則澳門棚廠記錄。另外光緒元年（1875年）《乙亥年重修蓮峰廟碑記》亦載有「義和棚廠」之名。從「鴻記棚廠」可見，當時棚廠可能非僅「鴻記」一家，故有需要點名指明，側面反映出搭棚業已有一定規模。其時新橋在「天主聖名之城」外，但棚廠工人可入澳城觀看葡人聖像出遊（出祖公），顯見亦可在澳城內開工。另一則嘉慶二十二年十月初七日（1817年11月15日）「客民漆垚峰為懇請飭新廟發批草堆街官地捐建店屋事呈香山縣丞稟」，謂「治屬艸（草）堆街心，原留餘地一段，為節年搭棚建醮處所」，說明澳城內此前早有搭棚建醮傳統，且特意留出草堆街一段空地。

1816年的「鴻記棚廠」是有明確文字記錄的史料，但澳門搭棚業可能在此之前早已出現。意大利旅行家傑梅利（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 Careri）於《環球旅行記》（Giro Del Mondo，英譯名A voyage round the world，第291頁）稱其於1695年9月在澳門看過一場中國戲（Play acted after the Chinese manner），在一個小廣場上有個可容30名男女演員的大舞台，但卻記演員唱說的是官話（Mandarine, or Court Language）而不是粵語。傑梅利沒有說明這大舞台是否戲棚。現存於蓮峰廟的《重修觀音殿碑記》載有「丁卯年演戲首事將存留餘羨銀捐助工金壹両柒錢叁分」。這塊碑立於乾隆十七年（1752年），此前的丁卯年就是乾隆十二年（1747年）。這是筆者查到澳門廟宇酬神演戲的最早文獻記錄，證明澳門廟宇神功戲的傳統最少有276年歷史。由這則文獻出發，可以合理推測澳門地區當時已有搭棚業，因為這是神功戲，是人神共樂的，演戲時要把廟裡的神祇請到戲棚裡與善信共賞，故必得就近廟宇搭棚演出。即使同治十四年（1875年）清平戲院開張，澳門有了正規演戲場所，但神功戲依然是在廟宇旁空地搭棚演出。

1867年出版的桑帕約（Manuel de Castro Sampaio）《澳門華人》（Os Chins de Macau），其第十三章「商業與工業」詳細介紹當時澳門華人工商情況以及各行就業人數，當中「搭篷匠」（Operarios de construir barracas）有94人，此數字固然與木匠（800人）、石匠（441人）有較大差距，畢竟在建築業中搭棚是輔助性質，但亦說明搭棚業在澳門已經發展成熟。該章亦提到澳門竹子的來源：「從廣東省大量輸入。大部分供應本地，用途多樣。對華人而言用途廣泛。」

政府規管及戲棚火災

一個行業發展成熟的標誌之一，是政府會因其已具規模而需要出台監管措施。搭棚演戲是澳葡政府較早的規管項目和稅收來源之一。

1846年，澳督亞馬喇（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上任，澳葡政府隨即在半島及附近離島實行殖民擴張，頒佈各項管理章程法令，並向華人徵稅，這在《澳門憲報》上都有記錄。1851年5月10日（第25號）載理事官告示規定︰「從今以後，所有欲搭蓋篷棚為唱戲打醮等事，應先赴議事亭領取牌照。此牌由本哆署發給，要收牌銀一十大元。」同年7月19日（第35號）更刊出澳督致全體華人告示，謂︰「惟查該華人在臨近各房屋之處，每搭棚廠，為唱戲祭神等教內諸事，諭該燒紙焚香等物，不獨引火之危，且多人擁擠喧鬧，及有滋生事端，臨近之家難堪忍受，又礙路上行人。合示諭飭，嗣後凡有搭棚唱戲祭神等事，惟准在馬閣廟前及新渡頭寬闊之地，餘外不准在別處搭棚。其在兩城門之外，可以照舊蓋搭，但應如舊先報，候官准行。」這是以防火為名對搭棚演戲的地點進行規管。

離島的氹仔、路環亦如是。1879年5月3日（第18號）《澳門憲報》載澳督諭令氹仔、過路灣（路環）居民必須交稅，「至於船艇家眷，欲建棚居住，亦准起建，惟要離村遠處，以免火燭之險。至於有喜慶，欲在船上蓋棚，亦准其蓋，但當納規領准紙。此項規銀現定微少矣。」同年5月10日（第19號）詳細列明各項規銀（稅金），其中「在岸或在水搭棚為高慶之事，規銀一元」。

到1880年，澳葡正式向華人徵收行鋪生意公鈔（營業稅），其第二十二款規定「⋯⋯或搭棚建修房屋之人，或蓋棚打醮及高慶之事，⋯⋯已上均照舊式，要赴議事亭咁嘛喇領牌」。1888年6月7日（第23號）更出台規定，澳門及路氹地區均「不准搭蓋葵寮，並現下所有之葵寮亦不准小修，惟係神誕建醮及吉凶二事，或洗身廠，或起屋及工匠暫住、安置磚瓦木料之處，方准搭蓋篷廠，但須按工程日期而搭。如有抗違，不特治以照例應罰之罪，亦且治以違命之罪」。從我們後人來看，這條禁令的有趣之處在於，它反映了其時官方容許的搭棚業務範圍，除神誕建醮吉凶二事後，還包括洗身廠（泳棚）、臨時性的暫住棚寮以及儲物棚。

政府對搭棚嚴格規管，防火是主要考慮。1883年4月7日（第14號）《澳門憲報》公佈委任「巴羅士（José Vicente de Barros），俗名亞非，充當華民政務廳差役，除辦別事外，仍須料理各華人戲棚建醮酬神慶賀棚廠等件」。建醮賀誕搭棚需要專人跟進監管，乃因棚為竹茅搭建，不發生大火則已，一旦失火就會造成嚴重人命財物損失。王文達《澳門掌故》記普濟禪院（觀音堂）同治五年（1866年）「盂蘭建醮，竹棚失火，延及大雄寶殿，木欄檐棟，先被災殃，更破壞丹墀外之欄砌石獅等，頭門甬道，都半遭波累」。後來建築雖得重修，但「嗣後前車可鑑，建醮不復架棚矣」。

《澳門憲報》1885年7月4日（第27號）亦載過路灣政務廳報告「關帝灣戲棚不戒於火，該戲棚全行焚毀」。這兩次火災所幸沒有人命傷亡，但其他地方就有不少慘痛教訓。梁恭辰《廣東火劫記》載道光廿五年（1845年）廣州有坊眾酬神演戲，有人吸水煙遺下火種致戲棚大火，「燒斃男婦一千四百餘人。焦頭爛額斷骨殘骸，親屬多不辨識」，駭人聽聞。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載「東莞石龍鄉新銜演戲失火焚男女四百餘人」。民國《清遠縣志》載1932年上廓石灰塘搭棚演戲籌款失火，「看戲都多被燒死，有屍首者一百六十四具」。在血的教訓面前，嚴格規管搭棚事宜實在是有必要的。

戲棚、牌樓與泳棚

儘管搭棚演戲有火災隱患，但只要小心防範，「看大戲」依然是受華人民眾歡迎的娛樂活動。1839年在澳的法國畫家奧古斯特．博爾傑（Auguste Borget）用生動的文筆記錄下當年媽閣廟神功戲的情況：「中國人太喜歡看戲了，有的人找不到座位，就爬上了戲台的竹棚上。後面來的人則要那些已經爬在竹棚上的人再爬高一點，這樣竹架上像戲院裡的包廂一樣擠滿了人。儘管他們需要使盡全力才能使自己停留在那危險地方，他們還是全神貫注地看戲。竹子的堅固令我驚嘆。」德國畫家愛德華．希爾德布蘭德（Eduard Hildebrandt）大約繪於1866年的《澳門媽祖閣大戲棚演出神功戲》可以說是博爾傑前述文字的最佳圖像記錄。

搭棚除應用於棚寮、節誕外，牌樓、泳棚等在澳門亦是常見，而且歷史悠久。1839年9月林則徐巡視澳門，受到華人居民夾道歡迎，英文《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報道說，「中國居民在數處地方建立凱旋門，它們雅致地用彩綢及寫上頌詞的對聯裝飾」。博爾傑也記述了這件事：「為了迎接即將到達的一位姓林的大官，在空地上又搭起了一個臨時的凱旋門」。西方人眼中的「凱旋門」顯然便是中式牌樓。

泳棚在前述1888年6月7日（第23號）《澳門憲報》的「洗身廠」一詞已見端倪，1906年6月9日（第23號）政府告示規定華人夏天往海邊洗身，「衹准在馬蛟石及馬蛟石黑沙及洗衣灣三處」，「又洗身須有棚遮蓋，並須穿著洗身衣服，不准赤身露體」。到海邊「洗身」卻不准赤身，荒誕可笑，但可知「洗身廠」即洗身棚亦即泳棚。

從本文梳理的文獻可見，搭棚工藝在澳門已有幾百年歷史，如此實用又具歷史價值的技藝，有必要好好傳承下去。

主要參考文獻：

‧ Awnsham Churchill and John Churchill, 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Vol. IV, London: Printed for Awnsham and John Churchill, 1704.

‧ 奧古斯特．博爾傑著、益友譯：《一八三九年的澳門：博爾傑的記敘和繪畫》，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十期，1992年。

‧ 劉芳輯、章文欽校：《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

‧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

‧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

‧ 譚世寶著：《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淸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硏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 金國平：《近代澳門華人工商業發展：〈澳門的華人（Os Chins de Macau）〉選譯》，澳門：《澳門研究》，總第61期，2011年。

文：黃文輝 圖：陳思禮、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