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棚，又称筑棚，是我国自古有之的建筑工艺，至今仍应用于澳门建筑工程上。2017年，澳门拟订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搭棚工艺」名列其中。要注意的是，此处之棚，系专指用竹搭建者，类型繁多，「高至数十层的楼宇工作平台、小巧如庆典花牌或牌楼，以至看台、泳棚、戏棚等」。澳门是搭棚工艺硕果仅存的几个地区之一，弥足珍贵，然而坊间论着未见梳理其源流之作，本文拟据文献补充。

澳搭棚业起源与发展成熟

竹子是我国常见的建筑材料，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干栏式建筑，即「编竹苫茅为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鸡豚」的吊脚楼式棚屋。唐代张籍（一说杜牧）《蛮中醉》云︰「瘴塞蛮江入洞流，人家多在竹棚头」，说的便是西南地区的竹棚屋。颁布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的中国首部建筑工程官方指引《营造法式》，设「竹作制度」专节（卷十二），规范竹笆、竹栅等的工艺要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时节》载「上元作灯市，采松竹于通街结棚，结华灯于其上」，可见其时广东地区元宵节已采用竹棚悬挂灯饰。康熙年间（17世纪晚期）吴震方的《岭南杂记．卷二》亦记高州地区「元宵城南灯市甚盛，每隔五家缚一灯棚，以竹为之」。

澳门开埠之前，葡萄牙人到来与华人贸易，因未获官方许可，住的都是临时性棚寮。葡人记载说「起初搭建草棚，后起造土坯房」，中文文献亦说「时仅棚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这种简陋茅舍，很可能混用竹木做支架。澳门开埠之后，葡人居住的地区慢慢发展成「天主圣名之城」，华夷混住，当中便有搭棚工人在内的各行华人工匠，因为葡人需要他们帮忙建造和修葺房屋。《清代澳门中文檔案汇编》中收有许多泥水修葺合约，最早一份是干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1792年12月28日）。

关于澳门搭棚业，《清代澳门中文檔案汇编》载有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1816年4月29日）「香山知县马德滋为饬蕃人不许与民人争闹打架事下理事官谕」，提到「澳门新桥外鸿记棚厂铺李敬五工伴杨亚五，在风顺庙门首看夷人出祖公争闹」，这是笔者查到的最早一则澳门棚厂记录。另外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年重修莲峰庙碑记》亦载有「义和棚厂」之名。从「鸿记棚厂」可见，当时棚厂可能非仅「鸿记」一家，故有需要点名指明，侧面反映出搭棚业已有一定规模。其时新桥在「天主圣名之城」外，但棚厂工人可入澳城观看葡人圣像出游（出祖公），显见亦可在澳城内开工。另一则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初七日（1817年11月15日）「客民漆垚峰为恳请饬新庙发批草堆街官地捐建店屋事呈香山县丞禀」，谓「治属艹（草）堆街心，原留余地一段，为节年搭棚建醮处所」，说明澳城内此前早有搭棚建醮传统，且特意留出草堆街一段空地。

1816年的「鸿记棚厂」是有明确文字记录的史料，但澳门搭棚业可能在此之前早已出现。意大利旅行家杰梅利（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 Careri）于《环球旅行记》（Giro Del Mondo，英译名A voyage round the world，第291页）称其于1695年9月在澳门看过一场中国戏（Play acted after the Chinese manner），在一个小广场上有个可容30名男女演员的大舞台，但却记演员唱说的是官话（Mandarine, or Court Language）而不是粤语。杰梅利没有说明这大舞台是否戏棚。现存于莲峰庙的《重修观音殿碑记》载有「丁卯年演戏首事将存留余羡银捐助工金壹両柒钱叁分」。这块碑立于干隆十七年（1752年），此前的丁卯年就是干隆十二年（1747年）。这是笔者查到澳门庙宇酬神演戏的最早文献记录，证明澳门庙宇神功戏的传统最少有276年历史。由这则文献出发，可以合理推测澳门地区当时已有搭棚业，因为这是神功戏，是人神共乐的，演戏时要把庙里的神祇请到戏棚里与善信共赏，故必得就近庙宇搭棚演出。即使同治十四年（1875年）清平戏院开张，澳门有了正规演戏场所，但神功戏依然是在庙宇旁空地搭棚演出。

1867年出版的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澳门华人》（Os Chins de Macau），其第十三章「商业与工业」详细介绍当时澳门华人工商情况以及各行就业人数，当中「搭篷匠」（Operarios de construir barracas）有94人，此数字固然与木匠（800人）、石匠（441人）有较大差距，毕竟在建筑业中搭棚是辅助性质，但亦说明搭棚业在澳门已经发展成熟。该章亦提到澳门竹子的来源：「从广东省大量输入。大部分供应本地，用途多样。对华人而言用途广泛。」

政府规管及戏棚火灾

一个行业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是政府会因其已具规模而需要出台监管措施。搭棚演戏是澳葡政府较早的规管项目和税收来源之一。

1846年，澳督亚马喇（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上任，澳葡政府随即在半岛及附近离岛实行殖民扩张，颁布各项管理章程法令，并向华人征税，这在《澳门宪报》上都有记录。1851年5月10日（第25号）载理事官告示规定︰「从今以后，所有欲搭盖篷棚为唱戏打醮等事，应先赴议事亭领取牌照。此牌由本哆署发给，要收牌银一十大元。」同年7月19日（第35号）更刊出澳督致全体华人告示，谓︰「惟查该华人在临近各房屋之处，每搭棚厂，为唱戏祭神等教内诸事，谕该烧纸焚香等物，不独引火之危，且多人拥挤喧闹，及有滋生事端，临近之家难堪忍受，又碍路上行人。合示谕饬，嗣后凡有搭棚唱戏祭神等事，惟准在马阁庙前及新渡头宽阔之地，余外不准在别处搭棚。其在两城门之外，可以照旧盖搭，但应如旧先报，候官准行。」这是以防火为名对搭棚演戏的地点进行规管。

离岛的氹仔、路环亦如是。1879年5月3日（第18号）《澳门宪报》载澳督谕令氹仔、过路湾（路环）居民必须交税，「至于船艇家眷，欲建棚居住，亦准起建，惟要离村远处，以免火烛之险。至于有喜庆，欲在船上盖棚，亦准其盖，但当纳规领准纸。此项规银现定微少矣。」同年5月10日（第19号）详细列明各项规银（税金），其中「在岸或在水搭棚为高庆之事，规银一元」。

到1880年，澳葡正式向华人征收行铺生意公钞（营业税），其第二十二款规定「⋯⋯或搭棚建修房屋之人，或盖棚打醮及高庆之事，⋯⋯已上均照旧式，要赴议事亭咁嘛喇领牌」。1888年6月7日（第23号）更出台规定，澳门及路氹地区均「不准搭盖葵寮，并现下所有之葵寮亦不准小修，惟系神诞建醮及吉凶二事，或洗身厂，或起屋及工匠暂住、安置砖瓦木料之处，方准搭盖篷厂，但须按工程日期而搭。如有抗违，不特治以照例应罚之罪，亦且治以违命之罪」。从我们后人来看，这条禁令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反映了其时官方容许的搭棚业务范围，除神诞建醮吉凶二事后，还包括洗身厂（泳棚）、临时性的暂住棚寮以及储物棚。

政府对搭棚严格规管，防火是主要考虑。1883年4月7日（第14号）《澳门宪报》公布委任「巴罗士（José Vicente de Barros），俗名亚非，充当华民政务厅差役，除办别事外，仍须料理各华人戏棚建醮酬神庆贺棚厂等件」。建醮贺诞搭棚需要专人跟进监管，乃因棚为竹茅搭建，不发生大火则已，一旦失火就会造成严重人命财物损失。王文达《澳门掌故》记普济禅院（观音堂）同治五年（1866年）「盂兰建醮，竹棚失火，延及大雄宝殿，木栏檐栋，先被灾殃，更破坏丹墀外之栏砌石狮等，头门甬道，都半遭波累」。后来建筑虽得重修，但「嗣后前车可鉴，建醮不复架棚矣」。

《澳门宪报》1885年7月4日（第27号）亦载过路湾政务厅报告「关帝湾戏棚不戒于火，该戏棚全行焚毁」。这两次火灾所幸没有人命伤亡，但其他地方就有不少惨痛教训。梁恭辰《广东火劫记》载道光廿五年（1845年）广州有坊众酬神演戏，有人吸水烟遗下火种致戏棚大火，「烧毙男妇一千四百余人。焦头烂额断骨残骸，亲属多不辨识」，骇人听闻。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不分卷》载「东莞石龙乡新衔演戏失火焚男女四百余人」。民国《清远县志》载1932年上廓石灰塘搭棚演戏筹款失火，「看戏都多被烧死，有尸首者一百六十四具」。在血的教训面前，严格规管搭棚事宜实在是有必要的。

戏棚、牌楼与泳棚

尽管搭棚演戏有火灾隐患，但只要小心防范，「看大戏」依然是受华人民众欢迎的娱乐活动。1839年在澳的法国画家奥古斯特．博尔杰（Auguste Borget）用生动的文笔记录下当年妈阁庙神功戏的情况：「中国人太喜欢看戏了，有的人找不到座位，就爬上了戏台的竹棚上。后面来的人则要那些已经爬在竹棚上的人再爬高一点，这样竹架上像戏院里的包厢一样挤满了人。尽管他们需要使尽全力才能使自己停留在那危险地方，他们还是全神贯注地看戏。竹子的坚固令我惊叹。」德国画家爱德华．希尔德布兰德（Eduard Hildebrandt）大约绘于1866年的《澳门妈祖阁大戏棚演出神功戏》可以说是博尔杰前述文字的最佳图像记录。

搭棚除应用于棚寮、节诞外，牌楼、泳棚等在澳门亦是常见，而且历史悠久。1839年9月林则徐巡视澳门，受到华人居民夹道欢迎，英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报道说，「中国居民在数处地方建立凯旋门，它们雅致地用彩绸及写上颂词的对联装饰」。博尔杰也记述了这件事：「为了迎接即将到达的一位姓林的大官，在空地上又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凯旋门」。西方人眼中的「凯旋门」显然便是中式牌楼。

泳棚在前述1888年6月7日（第23号）《澳门宪报》的「洗身厂」一词已见端倪，1906年6月9日（第23号）政府告示规定华人夏天往海边洗身，「只准在马蛟石及马蛟石黑沙及洗衣湾三处」，「又洗身须有棚遮盖，并须穿着洗身衣服，不准赤身露体」。到海边「洗身」却不准赤身，荒诞可笑，但可知「洗身厂」即洗身棚亦即泳棚。

从本文梳理的文献可见，搭棚工艺在澳门已有几百年历史，如此实用又具历史价值的技艺，有必要好好传承下去。

主要参考文献：

‧ Awnsham Churchill and John Churchill, 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Vol. IV, London: Printed for Awnsham and John Churchill, 1704.

‧ 奥古斯特．博尔杰着、益友译：《一八三九年的澳门：博尔杰的记叙和绘画》，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十期，1992年。

‧ 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檔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檔案汇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年。

‧ 汤开建、陈文源、叶农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

‧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年。

‧ 谭世宝着：《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淸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硏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

‧ 金国平：《近代澳门华人工商业发展：〈澳门的华人（Os Chins de Macau）〉选译》，澳门：《澳门研究》，总第61期，2011年。

文：黄文辉 图：陈思礼、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