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友友

巴西汉学家、翻译家、国际儒联执委、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译作有《〈论语〉通解》、《〈庄子．内篇〉通解》、《〈道德经〉通解》和《〈吶喊〉演绎-沈氏戏剧化翻译和文学评析》等。

7年了，我们又和沈友友（Giorgio Sinedino）教授见面了。

时间这东西，对谁都一视同仁，却又在每个人身上刻下迥异的年轮。

甫获第十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沈友友，镜片后的眼神依旧锐利如昔，谈吐间仍是那样平静、温润。只是话题，已从昔日的《论语》研读，走向了更辽阔的中国文化传播之域。

他时而凝眉蹙额，似在思索更好的答案；时而笑声爽朗，如灵光闪现时的喜悦……

问：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您本人对获奖有什么感受？

答：首先这不仅是一份至高的荣光，更是对我多年耕耘的肯定与鼓舞，让我更有力量和勇气去追逐更远大的目标。

而更重要的是，这份小事业的荣光绝非属于我本人，这份成就的基石，在于与我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们。是他们的鼎力支持与无私的帮助，才令我能取得点滴的成绩，因此，在我心中，这奖项是我们同心协力结出的硕果。同时，我要感谢所有支持我的读者，是他们的信任与热忱，激励我于挑战中持续求索。

问：是什么最初吸引了您，一位来自巴西文化背景的人，投身于翻译儒、道经典的研究？

答：这二十年，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今年是我来到中国的第二十个年头。最初，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仅是模糊的概念，一份单纯的好奇与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萌生了深入探索的渴望。于是，我从学习中国语言、瞭解中国文化起步，进而追寻中国文化的精粹。

翻译儒家与道家的经典，是我探索之旅的核心。以《论语》为例，它是研究孔子学说与儒家思想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始文献。

对我而言，翻译这些经典，首先是设定了一个学习目标；进而，便产生了向葡语世界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理想。

问：作为深度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您认为自己扮演着什么样的“文化桥梁”角色？

答：这并非刻意为之。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源于我个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这与我自身的追求密不可分。若能担纲“文化桥梁”的角色，自然是莫大的荣幸。

“文化桥梁”的角色分量极重。对我而言，翻译工作始于口译，其后才涉足一些相对基础的中国文化介绍工作。若说具有“文化桥梁”的意味，应当是从我翻译儒家与道家经典开始的。这些经典是葡语世界瞭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时至今日，儒家、道家等经典古籍，依然激发着不同文明间的互学互鉴与交流对话。

至于未来会取得怎样的成果，我自己也难以预料。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我希望能做得更多元、更丰富、更立体，并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例如，我近期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便是一次新的尝试：我从儒道圣贤经典，延伸探索至清末民初的作品。这不仅丰富了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为我未来的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助益。

问：您认为中国文化中最核心、最独特、也最值得向世界传播的“文化密码”是什么？

答：我认为中国文化最鲜明的特质之一，是其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这种贯穿古今的延续性不仅体现在历史记载的完整传承，更烙印在文化基因、哲学思想与社会结构之中，形成与其他古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相较于我的国家巴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断裂张力，或是希腊人对古希腊文明的疏离感，数千年来，无论是王朝更迭的战乱，还是异域文化的冲击，中华文明始终维系其核心认同。这种延续并非简单的时间保存，一如儒、道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认知。

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经AI生成影像的李白、杜甫“复活”于现代场景，竟毫无时代的错置感，真是令人慨叹，唐诗宋词的情感与智慧，依然是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份，这或许正是文明连续性最生动的说明。

问：您如何看待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在翻译中国经典或当代作品时，最大的难点和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答：在文化传播领域，翻译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与媒介角色，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这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更是文化内涵与价值观的传递。以我身为巴西人的观察为例，汉学研究在葡语世界的基础相对薄弱，这凸显了中国文化在该语境下传播所面临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进行翻译工作时，需要关注诸多细节。许多人误以为翻译仅是边阅读边转换文字的过程。事实上，译者首先必须深入理解原着，探究其语境与真实意涵。

其次，跨文化交流的成功，关键在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翻译一部着作时，译者必须“沉浸式”地投入――深入作品本身，体验其情感，感受其脉动，并探究作者的生平与思想脉络。

翻译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常被忽略的难点：作者意图与读者解读之间的潜在偏差。着作往往涉及政治、经济、历史、艺术、习俗、价值观等复杂文化议题。因此在翻译中国经典或当代作品时，我们不仅要力求忠于作者的原意，还需要确保译文能为目标语境（葡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种双重挑战――跨越文化鸿沟并在两种文化语境中创建信任――确实构成了翻译工作的核心困难。

问：作为汉学家，您有着跨文化“解码者”和“转译者”的宝贵经验，在向西方受众解释中国文化时，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如何引导他们超越表面的差异，理解中国文化内在逻辑和普世价值？

答：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文学创作的核心挑战在于，作家在表达观点、传递思想与情感的同时，必须与读者创建深层联系，进而引发共鸣与思考。中国文学作品――无论是承载千年智慧的古代典籍，还是反映社会变迁的近现代着作――其原始读者群体始终是中国大众。因此，在进行葡萄牙语翻译时，单纯的文字转换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为最终的葡萄牙语读者架设文化理解的桥梁，这正是翻译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

为帮助葡萄牙语读者深入理解中华文化，我在翻译过程中会进行大量注释工作。包括：介绍作者生平及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分析作品的创作背景、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语言特色和艺术风格，并阐释作者试图传达的情感与意图。其目的在于引导葡萄牙语读者真正进入作品内核，理解作品深层价值，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相较传统翻译，这项工作不仅更具挑战性，文化传播意义也更为重大。

让我以最近出版的《〈吶喊〉演绎–沈氏戏剧化翻译和文学评析》为例加以说明。《吶喊》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首部白话文小说，更开创了现代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先河。与我先前翻译的先秦典籍不同，鲁迅先生以十四篇短篇小说，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的黑暗与矛盾，批判了封建制度的腐朽，又犀利剖析了国民的劣根性。

在将它翻译为葡萄牙语时，我认为，单纯的字面转换等于让读者在文化迷宫中自生自灭。为此，我采用了“交响乐式”的译写结构：以导读为序曲，忠实呈现《吶喊》原文译本为主旋律，再以述评作为终章。这种“三重奏式”的翻译策略，既能引导葡萄牙语读者进入鲁迅先生的创作语境，又能通过情节脉络、人物塑造和意象系统的解析，使读者领悟作品深层的社会批判价值与现代性启示意义。

问：您新近着作《〈吶喊〉演绎 – 沈氏戏剧化翻译和文学评析》，打破传统翻译方式，别出心裁地用了戏剧化文学翻译手法，可否谈谈这种创作手法的灵感来源和意义？往后是否更多地由古代经典翻译转向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为什么？

答：关于鲁迅《呐喊》在巴西的早期传播，有两点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是历史语境的局限。上世纪五十年代，巴西虽已有《呐喊》译本问世，但其诞生于一个特殊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高度敏感、交锋激烈的年代，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作品的广泛流传。那时候，鲁迅先生常被简化为某种特定的象征符号，这是一种误读。鲁迅先生的文学价值与思想深度，并不是任何单一的政治标签所能涵盖。他理应被认为是一位具有普世意义的文学家，而非被狭隘地定义为特定政治立场的代言人。

其次是翻译策略的缺憾。就当时译本的文字本身而言，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存在不足。译本未能充分传递出《呐喊》原作所蕴含的深刻文学精髓、艺术独创力及其崇高的文学地位，使得巴西读者难以领略到这部杰作真正的文学魅力。

为解决此问题，我尝试了多种翻译方法，如先译为古葡萄牙语再调整为现代葡萄牙语。然而，这种方式过于学术化，使译本缺乏可读性与趣味性。

我的目标是让鲁迅先生的《吶喊》真正进入葡萄牙语世界――这部中国文学经典，也必须成为巴西葡萄牙语文学的一部份。为此，我尝试突破传统路径，确立了翻译的核心定位策略：

一、本土化符号转换

采用巴西人熟悉的语境进行模拟—如将绍兴酒铺对应巴西的酒坊；《阿Q正传》中“阿Q”这一角色，作为长期受压迫却愚昧麻木的社会底层象征，我以巴西东北民众绰号“Quequéu”来诠释其形象，实现文化符号的转换。

二、经典文学语境嫁接

借助如格拉西利亚诺·拉穆斯（Graciliano Ramos, 1892–1953）、若泽．林斯．多．雷戈（José Lins do Rego, 1901-1957）、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 1912-2001）等巴西文学巨匠在国民心中的崇高地位，为《呐喊》葡语译本构建有力的文化切入点。作为巴西现代主义文学的核心人物与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三者以讽刺、幽默、冷峻等多重社会批判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着称，同时也是推动巴西文学语言革新的关键力量。他们的文学精神――对社会不公的审视、对底层人物的关怀以及对文学形式的革新――与鲁迅先生形成了跨时空共振。运用这一模拟策略，精准传达原着的精神内核，又能让巴西读者借助熟悉的文学参照系，很好地把握了《呐喊》中的人物特质与叙事张力，从而有效地引发共鸣。

经过四年酝酿与撰述，这部融合“戏剧化翻译”与文学评析的作品终于出版。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学术探索的成果，更是个人研究方法论上的重要突破。

研究期间，我亲访北京鲁迅博物馆，有幸拜访鲁迅先生嫡孙周令飞，他并为新作撰写了序言。全书厚达600多页，其中100页前言系统阐述了研究框架。主体内容涵盖：鲁迅先生的生命轨迹；由鲁迅先生诞生至《吶喊》出版时的个人年表及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大事件；丰子恺为鲁迅小说创作的经典漫画等。

我的学术研究将持续深耕翻译理论与实践，于中国古代经典与近现代文学的长河穿梭。目前正以“三重奏”翻译模式，着手翻译《孙子兵法》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展望未来，郁达夫与郭沫若等的代表作，也在翻译计划之中。 

问：作为大学的教授，您认为儒家教育理念（如尊师重道、德性培养优先、终身学习等）有哪些可作为今天借鉴之处？

答：首先，孔子赋予学习以崇高的精神价值，他认为求学的真谛不应是通向官位或文凭的阶梯，这种摒弃世俗功利、回归求知本心的理想境界至为珍贵，在今天仍然有它的启示意义。

其次，儒家倡导的“尊师重道”传统，不仅是礼仪规范，更是治学的根基。它要求学子虚怀若谷，谦恭求取学问，这本身就承载着丰厚的人文内涵与处世智慧。

再者，学习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累积和精进的过程，它既指向个人的持续成长与全面发展，也要求我们回应并适应社会的需求。正因如此，我深信：投入宝贵的时间去读一本好书，所带来的精神滋养与认知跃升，并不是一条转瞬即逝的短视频所能触及或替代的。

问：如果请您向一位对中国文化完全陌生的西方朋友推荐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件艺术品或一种体验，作为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您会推荐什么？为什么？

答：如果想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我推荐以下几个面向的代表：

首先，在书籍方面，我推荐法国着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经典着作《中国的世界》（Le Monde Chinois，又译作《中国社会史》）。这部作品全面梳理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致力于向世界呈现一个更立体、完整的中国形象。

其次，电影推荐王家卫导演的《重庆森林》。影片透过两段看似无关的都市爱情故事，探讨了疏离与链接、时间与记忆等普世主题。其独特的影像美学和情感张力，超越文化背景，能引发广泛共鸣。

再者，艺术作品方面，徐悲鸿的《奔马图》是我非常推崇的代表作。这幅画巧妙融合中国传统绘画笔墨与西方素描的写实技法，气势磅礴，极富艺术感染力，生动展现了中西艺术交融的成果。

最后，关于亲身体验，我强烈建议前往中国西北的新疆或西南的西藏。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其文化风貌丰富多彩。通过当地旅行，人们能亲身感受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壮丽自然景观、独特宗教氛围与浓郁民族风情，从而对中国的多元构成有更深入的认识。

这本书、这部电影、这幅画作以及这段旅程，分别从历史纵深、现代都市情感、艺术创新融合与地理民族多样性等不同维度，共同勾勒出一个丰富多元、立体生动的中国。

延伸阅读

《澳门》第127期

〈沈友友：我崇拜年老时候的孔子〉

https://www.macauzine.net/viewnews?itemid=813

文：霍芷云 图：宋楚珊 沈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