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的出現，使人類文化交流和知識傳播進入全新境界，對人類文明的飛躍進步，有着特殊的意義和影響。在澳門，有一位終日與古籍打交道的學者──李淑儀，因為欣賞鉛活字印刷，透過研究古書舊報，嘗試「站在印刷品的肩膀上看印刷史」，以歷史作為線索，探究澳門20世紀前的鉛活字印刷軼事。

西方印刷術東傳至澳門

澳門中央圖書館管理廳外文古籍研究員李淑儀在被譽為「全澳最美圖書館」的議事亭藏書樓辦公，古色古香的藏書樓裡匯集了17世紀至20世紀中葉的外文古籍，包括漢學和葡萄牙在非洲及遠東的歷史文獻，以及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的葡文報紙，當中不乏極具歷史意義的珍本。

李淑儀是廣州暨南大學文藝學博士，精通中、英、法、葡等語言。她將這些館藏視為瑰寶，在翻閱前必會先戴上防塵手套。對她來說，這些古籍舊報是體現澳門風光一時的鉛活字印刷技術的實物明證。

1578年，耶穌會教士范禮安神父從葡萄牙里斯本來到澳門，隨後再東渡日本。1582年，范禮安神父組織日本使節團前往羅馬覲見教宗。1588年，使節團回航，日本使者準備把來自歐洲的西洋鉛（合金）活字模和一台印刷機帶回日本，其間得悉豐臣秀吉於1587年開始迫害日本天主教會，使節團為了慎重起見，不敢馬上返回日本，決定在澳門停留。

在居留澳門的兩年期間，范禮安神父率先使用這批活字模和印刷機，印製了《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意譯：《天主教青年教義》）和《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日語譯本書名《天正年間遣歐使節見聞對話錄 》）兩本書。李淑儀指出，這是中國土地上第一批使用鉛活字模印刷的書籍，極具歷史價值和意義。

澳門是中國鉛活字印刷搖籃

耶穌會於1594年創辦的聖保祿學院及1728年創辦的若瑟堂書院，原是西方教會在遠東和澳門培訓傳教人才的專門學府。1818年2月29日，澳門判事官亞利鴉架去信葡國皇廷，要求在若瑟堂書院設立印字館。信中引述歷屆若瑟堂書院的負責人因為教學需要，急須將已翻譯好的中文書籍梓印出來，以供在學的傳教士使用。翌年亞利鴉架收到回信，葡皇批准若瑟堂書院設立書塾印字館。1829年，政府印字館將印刷器材借給若瑟堂書院。當時江沙維神父最能勝任出版工作，在1828年至1841年間，他編撰的多部中、葡、拉丁語教科書和字典，都是由若瑟堂書塾印字館印刷。

根據1879、1885、1890年不同時期的《澳門指南》，李淑儀整理出當時若瑟堂書院印工人數的變化後得知，若瑟堂書院的裝訂工作，都是由華人或有華人血統的人士負責。在1879年的《澳門指南》中，記錄當時若瑟堂書院的裝訂負責人是一位名叫阿金的華人。李淑儀猜測，當時的裝訂師傅需要擁有一對巧手，勝於懂得葡文，而華人素來對線裝書的裝訂就很講究，因此當時印刷後加工的工序多由華人跟進。她認為，澳門印刷業可以說是「中葡合作」的最佳例證。

李淑儀表示，19世紀澳門教會與澳門政府部門的關係非常密切，由於當時資源短缺，澳門人口不多，大家樂意以「共建共用」的方式，一起推動鉛活字印刷業的發展。澳門教會擔當育才的搖籃，以培養印刷技師、裝訂師傅為主，培養出來的人才，比較容易到相關行業就職。

《蜜蜂華報》首開印報先河

中世紀的葡萄牙是一個政教（天主教）合一的國家。1789年法國大革命激發了葡萄牙人的自由思想，立憲派與保皇派的角逐，促使出版的報刊捲入政治鬥爭之中。保皇派當政時，出版審查制度嚴謹；立憲派當政時，檢查比較寬鬆。1820年波爾圖革命導致巴西獨立。1821年佛朗西斯科提交的新聞自由法案獲通過，龐巴爾首相（Marquês de Pombal）在1768年制訂的新聞檢查制度被廢除。澳門議事會遂於1822年撤銷出版檢查。從這個時期開始，澳門的報紙、書刊發行迅速興盛起來。

當時取得政權的澳門議事會希望印報，但鑑於澳門只有英國東印度公司擁有印刷設備，於是議事會秘書卡羅斯致函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商借印刷機，印製第一期的 《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並以政府印字館的名義付梓。

《蜜蜂華報》（Abelha da China），被學者一致認定為澳門歷史上的第一份報紙，同時也是中國領土上印刷的第一份近代報紙、第一份外文報紙。後來因黨派之間的政治鬥爭，《蜜蜂華報》被迫於1823年12月底停刊，隨後由保守黨人出版的《澳門鈔報》取代。

昔日在遠東傳教的修會，不少會向孤寡老幼提供基本救濟，宣揚仁愛、助人的教義，而教育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教會寓傳教於教育，讓教友學到一技之長，在安定的生活中追求信仰。20世紀初，澳門的經濟環境不太理想，社會上有不少孤兒。澳門教區和仁慈堂相繼設立孤兒院，在撫養孤兒時，也培養兒童記者、印刷學徒和賣報紙的報童。印刷工藝是當時很多男孤兒希望學到的一門手藝，教會提供一條龍的教學服務，間接推動了澳門鉛活字印刷的工業發展。

在澳門公共圖書館的古籍當中，藏有一份由澳門孤兒院印製的葡文兒童報，它是澳門第一份葡文兒童報，該報每兩個星期出版一次，銷售報紙及刊登廣告的收入，歸作孤兒院的部份經費。所以發行該報，除可培養孤兒一技之長外，也可補貼孤兒院的經費。

澳門孤兒院主要收養在澳門出世而被遺棄的葡萄牙籍5至15歲白種男孩，澳門慈幼會無原罪孤兒院則主要收養亞裔孤兒。澳門慈幼孤兒印刷所，又名慈幼印書館，在1906年由意大利籍的雷鳴道神父設立。1910年，慈幼會將之升格為無原罪工藝學校，除了孤兒，也增收9至14歲的貧苦小男孩，教授他們6種工藝課程，包括木工、縫紉、革履、排版、印刷、裝訂。1937年，無原罪工藝學校易名為鮑思高紀念中學，1952年再改為現時的慈幼中學，可以說，這所學校直接推動了澳門印刷業的發展。

土生葡人與澳門印務業

倫敦傳道會在漢字鉛字粒的鑄造上有很大的貢獻。該會以馬禮遜為首，在1814年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名義在澳門設立印刷所，聘請了英國專業印工湯姆斯，帶同一部印刷機和一副外文金屬活字等設備到澳門，再僱用中國刻工在鑄好的鉛坯上雕成中文活字，印製了馬禮遜編撰的一套《華英字典》。

19世紀初，東印度公司印刷所僱用第一位土生葡人斯汀（G.J. Steyn）協助刻字。李淑儀通過查證澳門土生葡人的族譜，發現土生葡人透過通婚的關係，造就了他們成為傳承澳門印務業的歷史人物。土生葡人從協助馬禮遜在澳門開辦印刷業務開始，經若瑟堂書塾印字館的學徒式培育，使他們全面掌握印刷的技術。20多年的實際印刷經驗，使澳門擁有了中青兩代的印刷業專業人才。中年的一代可以開辦自己的印字館，而年輕的一代可直接參與印刷事務。

其中，《澳門憲報》也曾交由土生葡人開辦的印字館印刷，如Typographia de Joséda Silva（1854-1869）和鏡海印務總局，直至澳門官印局在1901年成立後，才正式由官方機構直接印刷。

李淑儀通過「點、線、面」的研究方法剖析葡文報紙和外文古籍，以歷史的足跡見證了澳門在鉛活字印刷業史上的搖籃和推動角色。因宣教、慈善、教育、文化、政治等需要，澳門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印刷機構和專業技術人才，而印刷事業更逐步推廣至內地，讓鉛活字印刷在中國開花結果。

葡文版 Echo Macaense: Semanário Luso Chinez，中文版《鏡海叢報》於1893年（清光緒十九年）創刊，中文版於1895年停刊；葡文版於1899年停刊。中葡文版的《鏡海叢報》內容有異，主要包涵政治、經濟、社會等資訊，署名刊行人是飛南第（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由創於1855年的「鏡海印務總局」梓印。《鏡海叢報》是中國近代第一份資產階級與民主革命密切相關的報紙，此報亦記錄了孫中山在澳門和廣州之活動，是研究孫中山事蹟的重要參考文獻。

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 是一冊拉丁文古籍，由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撰寫，是《利瑪竇中國札記》的第一卷。書中主要描述了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名稱、地理位置、疆域、物產、科技、行政機構、風俗禮儀、宗教構成等內容。此書體積僅11x6x2厘米。

李淑儀指，這本300多歲的書可謂是藏書樓的鎮館之寶，編撰得十分細緻，扉頁「平沙落雁」典故的配圖中，可以清晰地數出13隻大雁，下方繪有中國長城以南地圖，地圖中可見長城、黃河及長江入海口。而這本書的體積之所以這麼小，就像口袋書一樣，是因為當年人們出外都是騎馬，這個尺寸好讓他們把書放於皮帶的小盒子中，隨時拿出來閱讀。

活字印刷與文創

李淑儀博士對澳門的印刷史知之甚詳，除了研究，還喜歡收藏與活字印刷相關的物品。她曾於台灣唸書，對於當地保護鉛活字印刷技藝，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文創產品大為讚賞。為了讓更多人知道活字排版的歷史，李淑儀還專門從台灣訂了一個鉛活字印版回澳門。由於擔心托運時碰撞會導致印版裡的字粒鬆散，她親自手提着近十磅重的印版上飛機帶回澳門。李淑儀笑稱，拿到印版時，感覺如獲珍寶，一路上都像手捧貴重的瓷器般小心謹慎哩。

除了印版，李淑儀還展示了她的另一珍貴藏品――銅模。「銅模是鉛字的『媽媽』，有銅模才能鑄造出鉛字。如今還存有銅模的澳門印刷廠很少了，我手上這三個都是《華僑報》的社長送贈的。」

李淑儀指出，在鉛活字印刷出來的紙頁上，撫觸到淡淡的浮突，彷彿每一個字都是有重量、有生命的。她期望日後澳門的文創工作者，通過創意，把活字印刷的魅力融入文創產品中，讓更多人能感受得到鉛活字印刷字裡行間的溫度。

文：黃桂蘭  圖：宋楚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