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古人「開門七件事」之一，茶已深入了中國的平常百姓家，並且發展出深厚博大的茶藝、茶道、茶民俗、茶文化，更傳揚到世界五大洲廣泛地區，喝茶也已成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份。

現時，世界上有50多個國家種茶，而飲茶和種茶，都是從中國直接或間接地傳播出去的，澳門從中起着重要的門戶作用。

澳門轉銷茶葉400多年

早在兩千多年前，絲綢之路上就有了茶葉貿易，經由波斯傳播開去，甚至深入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南北朝時（約於公元5世紀），中國茶葉陸續輸出至東南亞及亞洲其他地區。公元805、806年，日本僧人最澄，以及空海禪師來中國留學，歸國時就帶去茶籽試種。

跳到近代，中國茶經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歐美，澳門擔當了一個重要角色。1533年，葡萄牙人抵達澳門繼後租居，開始接觸中國人的飲茶習慣，並有海員帶着小量茶葉回去作為禮物送給親友。1556年，葡萄牙人多明我會傳教士加斯帕・達・克路士（Gaspar de Cruiz）經澳門到訪廣州，回國後撰寫的《中國志》有描述：

「如果有人或幾個人造訪某個體面人家，那習慣的做法是向客人獻上一種他們稱為茶（cha）的熱水，裝在瓷杯裡，放在一個精致的盤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是帶紅色的、藥味很重，他們常飲用，是用一種略帶苦味的葉調製而成。他們通常用它來招待所有受尊敬的人，不管是不是熟人。他們也好多次請我喝它。」

但是，最早將茶葉作為商品販運到歐洲的不是葡萄牙人，而是荷蘭人。

1606-1607年，隨着葡萄牙人腳步來到中國的荷蘭商人，到廣州買了一批茶葉，經澳門運到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於1610年運返荷蘭銷售，拉開了廣州-澳門-巴達維亞-荷蘭茶葉貿易的序幕。此後，在17世紀到18世紀初，荷蘭成為中國茶的最大貿易國。荷蘭商人販運中國茶回國，除了在本國銷售外，有相當一部份轉銷到英國、法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1649年，荷蘭萊頓大學教授科內利烏斯・博特科依（Cormelius Bottrekoe）發表了《茶、咖啡和巧克力》的論文，推崇飲茶的好處，推動歐洲人飲茶成風。1662年，愛喝茶的葡萄牙公主凱薩琳（Catharine of Braganza）嫁給英國王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後，提倡皇室喝茶，把喝茶的潮流帶到英國上流社會，並創造了一個相關的新詞彙――「下午茶」，自此，英國人喝「下午茶」的習慣持續到今天。

（以上資料主要參考民政總署出版《茶風傳韻》澳門在茶文化傳播與發展中的角色研討會論文集）

中國的茶葉貿易，在中國商品出口史上曾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1868年為例，全國出口商品總額為白銀69,114,733両，其中茶葉出口值白銀37,172,012両，佔53.8%，絲綢、瓷器的出口值皆居其後。

中國茶葉外銷，最初都由外商在廣州購入，經澳門運銷到歐洲、亞洲乃至美洲各國，18世紀初開始有華商參與茶葉貿易，同樣經澳門出口。1871年，澳門運往香港的茶葉有 14,511擔，價值392,877元；1872年增至24,972擔，價值 686,730元。此外，澳門用遠洋輪船直接運到歐洲的茶葉，1871年有19,299擔，價值443,877元；1872年增至21,927擔，價值504,321元。直到1884年，「由於自澳門出口經常能賣得好價」，茶商仍然將茶葉從廣州運往澳門出口。

從絢爛歸於平淡

1886年後，中國的茶葉對外貿易開始受到英荷殖民地產茶葉的挑戰，中國茶葉在國際茶葉市場競爭中漸漸失利。1900年，中國出口茶葉138.4萬擔，出口值白銀2,554.5萬両，佔當年總出口值的16%。在往後的11年裡，英國進口茶葉的重點轉為印度、錫蘭（今斯里蘭卡），我國茶葉出口值年年下降，跌到只佔出口總值10%左右。（參考廣州海關志編纂委員會編譯：《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

民國以後，中國境內戰亂連年，政治動蕩，局勢不穩，經濟蕭條，茶園荒廢，茶葉產量和出口量由高峰急跌，1949年茶葉產量只有4.1萬噸，出口量僅9,000噸，澳門的茶葉轉口貿易大受打擊。另一方面，因內地大型茶產區的茶葉加工基本停止，澳門茶莊購入新鮮未經處理的茶葉，聘請師傅進行加工，造就了澳門製茶業的發展，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澳門茶莊發展的黃金期，先後出現10多間茶莊。因內地不少富翁商人逃來避難，他們買得起高質高價的茶葉，為本銷茶市帶來大量客源。另外，內地茶市因戰亂而癱瘓，而澳門未被日軍佔領，茶業經營較鄰近地區自由，造就向內地返銷及外銷的良機。創業於1930年的澳門英記茶莊亦在此際進入其黃金時代，僱用製茶師傅、各級員工超過30人，生意興隆。

抗戰勝利後，是澳門茶業發展的一個小高潮。直至上世紀50年代，內地限制毛茶輸出，須經品質檢驗，統一出口成品，外銷亦遭禁運所阻，澳門製茶行業因而式微，曾是茶莊集中地的十月初五日街，一家家茶莊相繼結業，如祥珍、儀茂泰、生茂、英昌、連發、周並源、朱廣蘭、廣芝蘭、周其源、許蘭香等都銷聲匿跡。

到今天，堅持下來的英記茶莊改變了經營策略，由外銷改以本銷為主，再由批發轉為零售，生意難以與30年代相比。

至於創辦於1960年代的澳門華聯茶葉有限公司，取得內地茶葉的代理權，除供應本地市場，還挑起重新將中國茶銷向世界的重任，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突破西方國家的禁運，生意越做越大。內地改革開放後，外貿港口眾多，禁運亦終止，外銷茶葉不必經過澳門香港，華聯的擔子輕了，業務也穩定了，創辦人曾志揮將茶葉經營逐步交給兒孫打理，自己則於1997年，與「澳門茶藝之父」林志宏等成立澳門茶藝協會，將精神專注於茶文化的推廣，廿多年來，誨人不倦，鍥而不捨。 

國人喝茶已幾千年

茶葉，若非將之泡煮為茶湯飲用，就只是一般的灌木樹葉，而中國人喝茶，已有幾千年歷史。

唐代陸羽《茶經》認為，茶「發乎神農氏」，即在神農時代，中國人已開始喝茶，最初作為藥用。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提到：「茶苦而寒，最能降火，火為百病，火降則上清矣。溫飲則火氣因寒氣而下降，熱飲則茶借火氣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

在西周時期，茶已不僅作為藥用，還作為祭品，更開始轉為日常飲用。漢代，飲茶風氣已十分普遍，茶葉成為商品。唐代，飲茶風氣更興盛，茶葉貿易也十分發達，宮廷大量飲茶，並要求各地進貢當地的優質茶葉。從宋代起，茶成為了中國人日常生活所必需，客來敬茶更成為習俗禮儀。中國幅員廣袤，民族眾多，各地、各民族喝茶有不同的形式及習慣。】

至於在家居以外的場所喝茶，源於「施茶」活動。有史料記載，早在五代之時，江西婺源有一位方姓阿婆，為人樂善，在贛浙邊界浙嶺的路亭設攤供茶，經年不輟，凡窮儒肩夫分文不取。主要的施茶活動應始於寺廟的普施結緣，唐代已有僧人施茶的記錄，在明代大興，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徐霞客遊記》有記述：在大理北面山道上，「有殿新構，有池溢水，有亭施茶。」明代還有文人撰文，以累積功德為由勸說民眾贊助施茶。許多地方官民在城鎮路口、村口路旁樹下，設置供茶點，以大瓦缸或木桶（一次可盛水四五十斤）經常儲備補充茶水，旁邊備有簡樸的舀茶盛茶工具，供過往客商旅人解渴。經費充裕者，且用竹木茅草乃至磚石建成茶亭，施茶之同時，供人歇腳，暫避烈日驟雨。

施茶之風慢慢傳遍全國乃至國外。澳門同善堂成立後，也在澳門多處擺設施茶處，亦在當年出入拱北與澳門的古道（今蓮花路及澳門蓮峰廟外）設有施茶亭。

有錢樓上樓無錢地下踎

不知何時開始，腦筋靈活的小商販有感於旅人對茶水的需求帶來商機，乃於人多來往之路旁開設收費茶亭（常見於古裝電影、電視劇），繼而出現兼賣小吃的茶寮。

清朝咸豐同治年間，廣州有一種設於路邊，以家庭作坊形式經營的茶寮俗稱「一厘館」（註1），設施簡陋，僅有幾張木枱木凳，聊供路人歇腳，供應茶水糕點，也為勞苦大眾提供裹腹之包點餅食。後來規模漸大，變成茶樓，此後廣府人上茶樓喝早茶蔚然成風。

澳門居民喝茶之風受嶺南文化影響，除了在家中喝茶，還會像廣州人那樣到茶寮、茶居、茶樓「飲茶」、「嘆茶」。

澳門的茶樓發展同樣由「一厘館」開始。據澳門茶文化館的資料記載：「澳門的第一間茶樓為1863年（清同治二年）的近仙樓，其後分別出現杏香茶樓、得心茶樓。於1920年到1930年間，『遠來』『吉祥』『六國』『得來』等茶樓相繼開業。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冠男』『龍華』等茶樓……」設於新埗頭街與十月初五日街交界東亞酒店內的蘭香閣開業於50年代。

十月初五日街是茶居、茶樓的集中地，據1931年同善堂《徵信錄》所載，當年街上有得來茶樓、得心茶樓、吉祥茶樓、巧珠茶樓、明星茶樓、慶南茶樓共6家。

四大茶樓六國為首

在筆者有記憶的上世紀40年代末，最著名的茶樓是「六國」、「得來」與「遠來」。

設於十月初五日街與新馬路交界的六國飯店，前身是得心茶樓，始建於1931年，後於1938年由譚傑南接手。譚氏是當時廣州陶陶居、蓮香、涎香、六國等酒家的老闆，有廣州「茶樓大王」之稱，交遊甚廣。澳門六國飯店開業時，粵澳名人紛紛題辭致賀，如廣東著名食家「江太史」江孔殷（題店名「六國飯店」），民國政府將官張之英（題「氣象萬千」），澳門著名教育家、澳門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後被日本在澳門的特務暗殺）（題「共浮一大白」）等，都以巨型木製牌匾懸於高處，頗有氣派。

1990年，六國飯店結業，由於其建築與內部裝潢富有廣式茶樓特色而被列入受保護建築名單，可惜因業主疏於修繕，整座樓房經已坍塌，據聞即將重建。

同在十月初五日街的得來大茶樓，名氣與文化氣息雖被「六國」後來居上，卻比「得心」更早開業，是至今仍存的傳統大茶樓建築。「得來」初由陳永廉主理，在60年代由陳友等人接辦，改名為「大龍鳳茶樓」，如今由陳友千金陳慕蓮主持。陳慕蓮從父親手上接過家當，即銳意恢復當年「得來」的菊壇風格，創立大龍鳳曲藝會，自任團長，以「大龍鳳」為平台，積極維繫粵曲之友，每日下午在茶樓舉行曲藝茶座，讓會友與眾樂樂，成為澳門今天唯一仍設歌壇的茶樓。

遠來茶樓設於營地大街與米糙街交界處，原為創業於光緒初年的南來茶樓，1920年易主，由肉食商人、同善堂值理鄭昌榮接辦，改名「遠來」，取《論語》句：「近者說（悅），遠者來」之意。「遠來」是當年唯一設於市中心區的大茶樓。1994年，「遠來」結束茶樓業務，僅繼續製作餅食，改稱遠來餅家，原址拆卸改建，遷往斜對面新址經營至今。

50年代的十月初五日街，與「六國」、「得來」鼎足而立，獲坊眾列為四大茶樓之一的冠男茶樓，前身是金龍茶室，1953年由香港「冠海」（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與春園街交界）、「得男」（位於皇后大道西）兩集團接手經營，改名「冠男」。「冠男」開業之時，筆者已上學，甚少隨祖父喝早茶，吃到「冠男」著名的「拖地叉燒」是許多年後的事了。「冠男」於1996年結業後，原班夥計中30多人在新東主陳榮林支持下，在提督馬路經營「冠男軒」，多年後也結業了。

上世紀70年代，客運碼頭由內港遷至外港，十月初五日街失去交通之利，街上茶樓一家接一家結業，新開的茶樓則分散於新發展區域，尤其多設在新建酒店內，並以新的模式經營了。

與六國飯店之緣

爺爺有上茶樓喝早茶的習慣，間中會帶稚齡的筆者同去。

爺爺生活儉樸，喝早茶都是走上茶錢最低（一毫錢）的三樓，也不會「一盅兩件」，只是一盅一件，當他帶着我去的時候，也只是點最便宜的一籠兩個豆沙包，每人一個，若是兩人分吃兩個叉燒包或一個雞球大包，已算豐富了。他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偶或只喝茶，不吃點心。一般茶客，應是「淨飲雙計」（雙倍茶錢）的，爺爺是熟客又獲敬老，伙計揚聲埋單（有內地朋友寫作「買單」，實因音近之誤）時，會喊道：「二叔公唔開胃（『沒有吃點心』之意）。」收錢的掌櫃心領神會，只收他一毫茶錢。

跟爺爺喝茶，我最大的受益是認字學事。爺爺最常去的是六國飯店三樓，那裡除了名人題字，也掛了許多字畫鏡屏，其中有《論語》摘句。那時我還未上學，爺爺就指點着牆上的字畫，教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因此，筆者上學前已認識不少字了。

父親平常不喝茶，卻也曾有一次帶我上「六國」喝夜茶。當時的「六國」與「得來」，都在沒有宴席的夜茶時段，邀請業餘曲藝社來奏樂演唱（間有專業名家獻唱，包括薛覺先），父親愛曲藝，是「半閒音樂社」（澳門地水南音傳承人區均祥也出道於此）成員，曾在綠村電台節目中獻唱，當晚他到「六國」獻唱，就帶我去感受一下夜茶歌壇的氣氛。

文章作者介紹

陳思國

資深傳媒工作者。50多年筆耕不斷，作品體裁多樣，題材廣泛，風格多變，散見港澳報紙雜誌。

插圖畫家介紹

陸曦

澳門出生青年美術家。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現屆澳門美術協會會長、中國西藏文化保護與發展協會理事。參加歷年澳門美術作品聯展，曾在澳門、香港舉辦《陸曦、吳衛堅美術作品展》，在葡萄牙舉辦《陸昌、陸曦、吳衛堅美術作品展》，是大型系列電視紀錄片《鏡海歸帆圖》中百米畫卷的作者及總監製。

註：一厘館，指按人頭收取一厘茶錢的茶寮。當時大小交易用白銀，一厘就是千分之一両碎銀（或錢幣），是最低的喝茶消費。後來茶錢升為二厘，維持了較長日子，故許多談廣府茶樓歷史的文章多以「二厘館」開始。

文：陳思國   題頭畫：陸曦   圖：賓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