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人「开门七件事」之一,茶已深入了中国的平常百姓家,并且发展出深厚博大的茶艺、茶道、茶民俗、茶文化,更传扬到世界五大洲广泛地区,喝茶也已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份。
现时,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种茶,而饮茶和种茶,都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出去的,澳门从中起着重要的门户作用。
澳门转销茶叶400多年
早在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上就有了茶叶贸易,经由波斯传播开去,甚至深入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南北朝时(约于公元5世纪),中国茶叶陆续输出至东南亚及亚洲其他地区。公元805、806年,日本僧人最澄,以及空海禅师来中国留学,归国时就带去茶籽试种。
跳到近代,中国茶经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欧美,澳门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1533年,葡萄牙人抵达澳门继后租居,开始接触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并有海员带着小量茶叶回去作为礼物送给亲友。1556年,葡萄牙人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e Cruiz)经澳门到访广州,回国后撰写的《中国志》有描述:
「如果有人或几个人造访某个体面人家,那习惯的做法是向客人献上一种他们称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杯里,放在一个精致的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是带红色的、药味很重,他们常饮用,是用一种略带苦味的叶调制而成。他们通常用它来招待所有受尊敬的人,不管是不是熟人。他们也好多次请我喝它。」
但是,最早将茶叶作为商品贩运到欧洲的不是葡萄牙人,而是荷兰人。
1606-1607年,随着葡萄牙人脚步来到中国的荷兰商人,到广州买了一批茶叶,经澳门运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于1610年运返荷兰销售,拉开了广州-澳门-巴达维亚-荷兰茶叶贸易的序幕。此后,在17世纪到18世纪初,荷兰成为中国茶的最大贸易国。荷兰商人贩运中国茶回国,除了在本国销售外,有相当一部份转销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1649年,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科内利乌斯・博特科依(Cormelius Bottrekoe)发表了《茶、咖啡和巧克力》的论文,推崇饮茶的好处,推动欧洲人饮茶成风。1662年,爱喝茶的葡萄牙公主凯萨琳(Catharine of Braganza)嫁给英国王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后,提倡皇室喝茶,把喝茶的潮流带到英国上流社会,并创造了一个相关的新词汇――「下午茶」,自此,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持续到今天。
(以上资料主要参考民政总署出版《茶风传韵》澳门在茶文化传播与发展中的角色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的茶叶贸易,在中国商品出口史上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1868年为例,全国出口商品总额为白银69,114,733両,其中茶叶出口值白银37,172,012両,占53.8%,丝绸、瓷器的出口值皆居其后。
中国茶叶外销,最初都由外商在广州购入,经澳门运销到欧洲、亚洲乃至美洲各国,18世纪初开始有华商参与茶叶贸易,同样经澳门出口。1871年,澳门运往香港的茶叶有 14,511担,价值392,877元;1872年增至24,972担,价值 686,730元。此外,澳门用远洋轮船直接运到欧洲的茶叶,1871年有19,299担,价值443,877元;1872年增至21,927担,价值504,321元。直到1884年,「由于自澳门出口经常能卖得好价」,茶商仍然将茶叶从广州运往澳门出口。
从绚烂归于平淡
1886年后,中国的茶叶对外贸易开始受到英荷殖民地产茶叶的挑战,中国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竞争中渐渐失利。1900年,中国出口茶叶138.4万担,出口值白银2,554.5万両,占当年总出口值的16%。在往后的11年里,英国进口茶叶的重点转为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我国茶叶出口值年年下降,跌到只占出口总值10%左右。(参考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
民国以后,中国境内战乱连年,政治动荡,局势不稳,经济萧条,茶园荒废,茶叶产量和出口量由高峰急跌,1949年茶叶产量只有4.1万吨,出口量仅9,000吨,澳门的茶叶转口贸易大受打击。另一方面,因内地大型茶产区的茶叶加工基本停止,澳门茶庄购入新鲜未经处理的茶叶,聘请师傅进行加工,造就了澳门制茶业的发展,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澳门茶庄发展的黄金期,先后出现10多间茶庄。因内地不少富翁商人逃来避难,他们买得起高质高价的茶叶,为本销茶市带来大量客源。另外,内地茶市因战乱而瘫痪,而澳门未被日军占领,茶业经营较邻近地区自由,造就向内地返销及外销的良机。创业于1930年的澳门英记茶庄亦在此际进入其黄金时代,雇用制茶师傅、各级员工超过30人,生意兴隆。
抗战胜利后,是澳门茶业发展的一个小高潮。直至上世纪50年代,内地限制毛茶输出,须经品质检验,统一出口成品,外销亦遭禁运所阻,澳门制茶行业因而式微,曾是茶庄集中地的十月初五日街,一家家茶庄相继结业,如祥珍、仪茂泰、生茂、英昌、连发、周并源、朱广兰、广芝兰、周其源、许兰香等都销声匿迹。
到今天,坚持下来的英记茶庄改变了经营策略,由外销改以本销为主,再由批发转为零售,生意难以与30年代相比。
至于创办于1960年代的澳门华联茶叶有限公司,取得内地茶叶的代理权,除供应本地市场,还挑起重新将中国茶销向世界的重任,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突破西方国家的禁运,生意越做越大。内地改革开放后,外贸港口众多,禁运亦终止,外销茶叶不必经过澳门香港,华联的担子轻了,业务也稳定了,创办人曾志挥将茶叶经营逐步交给儿孙打理,自己则于1997年,与「澳门茶艺之父」林志宏等成立澳门茶艺协会,将精神专注于茶文化的推广,廿多年来,诲人不倦,锲而不舍。
国人喝茶已几千年
茶叶,若非将之泡煮为茶汤饮用,就只是一般的灌木树叶,而中国人喝茶,已有几千年历史。
唐代陆羽《茶经》认为,茶「发乎神农氏」,即在神农时代,中国人已开始喝茶,最初作为药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提到:「茶苦而寒,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温饮则火气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
在西周时期,茶已不仅作为药用,还作为祭品,更开始转为日常饮用。汉代,饮茶风气已十分普遍,茶叶成为商品。唐代,饮茶风气更兴盛,茶叶贸易也十分发达,宫廷大量饮茶,并要求各地进贡当地的优质茶叶。从宋代起,茶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所必需,客来敬茶更成为习俗礼仪。中国幅员广袤,民族众多,各地、各民族喝茶有不同的形式及习惯。】
至于在家居以外的场所喝茶,源于「施茶」活动。有史料记载,早在五代之时,江西婺源有一位方姓阿婆,为人乐善,在赣浙边界浙岭的路亭设摊供茶,经年不辍,凡穷儒肩夫分文不取。主要的施茶活动应始于寺庙的普施结缘,唐代已有僧人施茶的记录,在明代大兴,着名旅行家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有记述:在大理北面山道上,「有殿新构,有池溢水,有亭施茶。」明代还有文人撰文,以累积功德为由劝说民众赞助施茶。许多地方官民在城镇路口、村口路旁树下,设置供茶点,以大瓦缸或木桶(一次可盛水四五十斤)经常储备补充茶水,旁边备有简朴的舀茶盛茶工具,供过往客商旅人解渴。经费充裕者,且用竹木茅草乃至砖石建成茶亭,施茶之同时,供人歇脚,暂避烈日骤雨。
施茶之风慢慢传遍全国乃至国外。澳门同善堂成立后,也在澳门多处摆设施茶处,亦在当年出入拱北与澳门的古道(今莲花路及澳门莲峰庙外)设有施茶亭。
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踎
不知何时开始,脑筋灵活的小商贩有感于旅人对茶水的需求带来商机,乃于人多来往之路旁开设收费茶亭(常见于古装电影、电视剧),继而出现兼卖小吃的茶寮。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广州有一种设于路边,以家庭作坊形式经营的茶寮俗称「一厘馆」(注1),设施简陋,仅有几张木枱木凳,聊供路人歇脚,供应茶水糕点,也为劳苦大众提供裹腹之包点饼食。后来规模渐大,变成茶楼,此后广府人上茶楼喝早茶蔚然成风。
澳门居民喝茶之风受岭南文化影响,除了在家中喝茶,还会像广州人那样到茶寮、茶居、茶楼「饮茶」、「叹茶」。
澳门的茶楼发展同样由「一厘馆」开始。据澳门茶文化馆的资料记载:「澳门的第一间茶楼为1863年(清同治二年)的近仙楼,其后分别出现杏香茶楼、得心茶楼。于1920年到1930年间,『远来』『吉祥』『六国』『得来』等茶楼相继开业。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冠男』『龙华』等茶楼……」设于新埗头街与十月初五日街交界东亚酒店内的兰香阁开业于50年代。
十月初五日街是茶居、茶楼的集中地,据1931年同善堂《征信录》所载,当年街上有得来茶楼、得心茶楼、吉祥茶楼、巧珠茶楼、明星茶楼、庆南茶楼共6家。
四大茶楼六国为首
在笔者有记忆的上世纪40年代末,最着名的茶楼是「六国」、「得来」与「远来」。
设于十月初五日街与新马路交界的六国饭店,前身是得心茶楼,始建于1931年,后于1938年由谭杰南接手。谭氏是当时广州陶陶居、莲香、涎香、六国等酒家的老板,有广州「茶楼大王」之称,交游甚广。澳门六国饭店开业时,粤澳名人纷纷题辞致贺,如广东着名食家「江太史」江孔殷(题店名「六国饭店」),民国政府将官张之英(题「气象万千」),澳门着名教育家、澳门崇实中学校长梁彦明(后被日本在澳门的特务暗杀)(题「共浮一大白」)等,都以巨型木制牌匾悬于高处,颇有气派。
1990年,六国饭店结业,由于其建筑与内部装潢富有广式茶楼特色而被列入受保护建筑名单,可惜因业主疏于修缮,整座楼房经已坍塌,据闻即将重建。
同在十月初五日街的得来大茶楼,名气与文化气息虽被「六国」后来居上,却比「得心」更早开业,是至今仍存的传统大茶楼建筑。「得来」初由陈永廉主理,在60年代由陈友等人接办,改名为「大龙凤茶楼」,如今由陈友千金陈慕莲主持。陈慕莲从父亲手上接过家当,即锐意恢复当年「得来」的菊坛风格,创立大龙凤曲艺会,自任团长,以「大龙凤」为平台,积极维系粤曲之友,每日下午在茶楼举行曲艺茶座,让会友与众乐乐,成为澳门今天唯一仍设歌坛的茶楼。
远来茶楼设于营地大街与米糙街交界处,原为创业于光绪初年的南来茶楼,1920年易主,由肉食商人、同善堂值理郑昌荣接办,改名「远来」,取《论语》句:「近者说(悦),远者来」之意。「远来」是当年唯一设于市中心区的大茶楼。1994年,「远来」结束茶楼业务,仅继续制作饼食,改称远来饼家,原址拆卸改建,迁往斜对面新址经营至今。
50年代的十月初五日街,与「六国」、「得来」鼎足而立,获坊众列为四大茶楼之一的冠男茶楼,前身是金龙茶室,1953年由香港「冠海」(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与春园街交界)、「得男」(位于皇后大道西)两集团接手经营,改名「冠男」。「冠男」开业之时,笔者已上学,甚少随祖父喝早茶,吃到「冠男」着名的「拖地叉烧」是许多年后的事了。「冠男」于1996年结业后,原班伙计中30多人在新东主陈荣林支持下,在提督马路经营「冠男轩」,多年后也结业了。
上世纪70年代,客运码头由内港迁至外港,十月初五日街失去交通之利,街上茶楼一家接一家结业,新开的茶楼则分散于新发展区域,尤其多设在新建酒店内,并以新的模式经营了。
与六国饭店之缘
爷爷有上茶楼喝早茶的习惯,间中会带稚龄的笔者同去。
爷爷生活俭朴,喝早茶都是走上茶钱最低(一毫钱)的三楼,也不会「一盅两件」,只是一盅一件,当他带着我去的时候,也只是点最便宜的一笼两个豆沙包,每人一个,若是两人分吃两个叉烧包或一个鸡球大包,已算丰富了。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偶或只喝茶,不吃点心。一般茶客,应是「净饮双计」(双倍茶钱)的,爷爷是熟客又获敬老,伙计扬声埋单(有内地朋友写作「买单」,实因音近之误)时,会喊道:「二叔公唔开胃(『没有吃点心』之意)。」收钱的掌柜心领神会,只收他一毫茶钱。
跟爷爷喝茶,我最大的受益是认字学事。爷爷最常去的是六国饭店三楼,那里除了名人题字,也挂了许多字画镜屏,其中有《论语》摘句。那时我还未上学,爷爷就指点着墙上的字画,教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因此,笔者上学前已认识不少字了。
父亲平常不喝茶,却也曾有一次带我上「六国」喝夜茶。当时的「六国」与「得来」,都在没有宴席的夜茶时段,邀请业余曲艺社来奏乐演唱(间有专业名家献唱,包括薛觉先),父亲爱曲艺,是「半闲音乐社」(澳门地水南音传承人区均祥也出道于此)成员,曾在绿村电台节目中献唱,当晚他到「六国」献唱,就带我去感受一下夜茶歌坛的气氛。
文章作者介绍
陈思国
资深传媒工作者。50多年笔耕不断,作品体裁多样,题材广泛,风格多变,散见港澳报纸杂志。
插图画家介绍
陆曦
澳门出生青年美术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届澳门美术协会会长、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参加历年澳门美术作品联展,曾在澳门、香港举办《陆曦、吴卫坚美术作品展》,在葡萄牙举办《陆昌、陆曦、吴卫坚美术作品展》,是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镜海归帆图》中百米画卷的作者及总监制。
注:一厘馆,指按人头收取一厘茶钱的茶寮。当时大小交易用白银,一厘就是千分之一両碎银(或钱币),是最低的喝茶消费。后来茶钱升为二厘,维持了较长日子,故许多谈广府茶楼历史的文章多以「二厘馆」开始。
文:陈思国 题头画:陆曦 图: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