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人「开门七件事」之一，茶已深入了中国的平常百姓家，并且发展出深厚博大的茶艺、茶道、茶民俗、茶文化，更传扬到世界五大洲广泛地区，喝茶也已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份。

现时，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种茶，而饮茶和种茶，都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出去的，澳门从中起着重要的门户作用。

澳门转销茶叶400多年

早在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上就有了茶叶贸易，经由波斯传播开去，甚至深入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南北朝时（约于公元5世纪），中国茶叶陆续输出至东南亚及亚洲其他地区。公元805、806年，日本僧人最澄，以及空海禅师来中国留学，归国时就带去茶籽试种。

跳到近代，中国茶经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欧美，澳门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1533年，葡萄牙人抵达澳门继后租居，开始接触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并有海员带着小量茶叶回去作为礼物送给亲友。1556年，葡萄牙人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e Cruiz）经澳门到访广州，回国后撰写的《中国志》有描述：

「如果有人或几个人造访某个体面人家，那习惯的做法是向客人献上一种他们称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杯里，放在一个精致的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那是带红色的、药味很重，他们常饮用，是用一种略带苦味的叶调制而成。他们通常用它来招待所有受尊敬的人，不管是不是熟人。他们也好多次请我喝它。」

但是，最早将茶叶作为商品贩运到欧洲的不是葡萄牙人，而是荷兰人。

1606-1607年，随着葡萄牙人脚步来到中国的荷兰商人，到广州买了一批茶叶，经澳门运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于1610年运返荷兰销售，拉开了广州-澳门-巴达维亚-荷兰茶叶贸易的序幕。此后，在17世纪到18世纪初，荷兰成为中国茶的最大贸易国。荷兰商人贩运中国茶回国，除了在本国销售外，有相当一部份转销到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1649年，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科内利乌斯・博特科依（Cormelius Bottrekoe）发表了《茶、咖啡和巧克力》的论文，推崇饮茶的好处，推动欧洲人饮茶成风。1662年，爱喝茶的葡萄牙公主凯萨琳（Catharine of Braganza）嫁给英国王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后，提倡皇室喝茶，把喝茶的潮流带到英国上流社会，并创造了一个相关的新词汇――「下午茶」，自此，英国人喝「下午茶」的习惯持续到今天。

（以上资料主要参考民政总署出版《茶风传韵》澳门在茶文化传播与发展中的角色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的茶叶贸易，在中国商品出口史上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1868年为例，全国出口商品总额为白银69,114,733両，其中茶叶出口值白银37,172,012両，占53.8%，丝绸、瓷器的出口值皆居其后。

中国茶叶外销，最初都由外商在广州购入，经澳门运销到欧洲、亚洲乃至美洲各国，18世纪初开始有华商参与茶叶贸易，同样经澳门出口。1871年，澳门运往香港的茶叶有 14,511担，价值392,877元；1872年增至24,972担，价值 686,730元。此外，澳门用远洋轮船直接运到欧洲的茶叶，1871年有19,299担，价值443,877元；1872年增至21,927担，价值504,321元。直到1884年，「由于自澳门出口经常能卖得好价」，茶商仍然将茶叶从广州运往澳门出口。

从绚烂归于平淡

1886年后，中国的茶叶对外贸易开始受到英荷殖民地产茶叶的挑战，中国茶叶在国际茶叶市场竞争中渐渐失利。1900年，中国出口茶叶138.4万担，出口值白银2,554.5万両，占当年总出口值的16%。在往后的11年里，英国进口茶叶的重点转为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我国茶叶出口值年年下降，跌到只占出口总值10%左右。（参考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

民国以后，中国境内战乱连年，政治动荡，局势不稳，经济萧条，茶园荒废，茶叶产量和出口量由高峰急跌，1949年茶叶产量只有4.1万吨，出口量仅9,000吨，澳门的茶叶转口贸易大受打击。另一方面，因内地大型茶产区的茶叶加工基本停止，澳门茶庄购入新鲜未经处理的茶叶，聘请师傅进行加工，造就了澳门制茶业的发展，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澳门茶庄发展的黄金期，先后出现10多间茶庄。因内地不少富翁商人逃来避难，他们买得起高质高价的茶叶，为本销茶市带来大量客源。另外，内地茶市因战乱而瘫痪，而澳门未被日军占领，茶业经营较邻近地区自由，造就向内地返销及外销的良机。创业于1930年的澳门英记茶庄亦在此际进入其黄金时代，雇用制茶师傅、各级员工超过30人，生意兴隆。

抗战胜利后，是澳门茶业发展的一个小高潮。直至上世纪50年代，内地限制毛茶输出，须经品质检验，统一出口成品，外销亦遭禁运所阻，澳门制茶行业因而式微，曾是茶庄集中地的十月初五日街，一家家茶庄相继结业，如祥珍、仪茂泰、生茂、英昌、连发、周并源、朱广兰、广芝兰、周其源、许兰香等都销声匿迹。

到今天，坚持下来的英记茶庄改变了经营策略，由外销改以本销为主，再由批发转为零售，生意难以与30年代相比。

至于创办于1960年代的澳门华联茶叶有限公司，取得内地茶叶的代理权，除供应本地市场，还挑起重新将中国茶销向世界的重任，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突破西方国家的禁运，生意越做越大。内地改革开放后，外贸港口众多，禁运亦终止，外销茶叶不必经过澳门香港，华联的担子轻了，业务也稳定了，创办人曾志挥将茶叶经营逐步交给儿孙打理，自己则于1997年，与「澳门茶艺之父」林志宏等成立澳门茶艺协会，将精神专注于茶文化的推广，廿多年来，诲人不倦，锲而不舍。 

国人喝茶已几千年

茶叶，若非将之泡煮为茶汤饮用，就只是一般的灌木树叶，而中国人喝茶，已有几千年历史。

唐代陆羽《茶经》认为，茶「发乎神农氏」，即在神农时代，中国人已开始喝茶，最初作为药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提到：「茶苦而寒，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温饮则火气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

在西周时期，茶已不仅作为药用，还作为祭品，更开始转为日常饮用。汉代，饮茶风气已十分普遍，茶叶成为商品。唐代，饮茶风气更兴盛，茶叶贸易也十分发达，宫廷大量饮茶，并要求各地进贡当地的优质茶叶。从宋代起，茶成为了中国人日常生活所必需，客来敬茶更成为习俗礼仪。中国幅员广袤，民族众多，各地、各民族喝茶有不同的形式及习惯。】

至于在家居以外的场所喝茶，源于「施茶」活动。有史料记载，早在五代之时，江西婺源有一位方姓阿婆，为人乐善，在赣浙边界浙岭的路亭设摊供茶，经年不辍，凡穷儒肩夫分文不取。主要的施茶活动应始于寺庙的普施结缘，唐代已有僧人施茶的记录，在明代大兴，着名旅行家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有记述：在大理北面山道上，「有殿新构，有池溢水，有亭施茶。」明代还有文人撰文，以累积功德为由劝说民众赞助施茶。许多地方官民在城镇路口、村口路旁树下，设置供茶点，以大瓦缸或木桶（一次可盛水四五十斤）经常储备补充茶水，旁边备有简朴的舀茶盛茶工具，供过往客商旅人解渴。经费充裕者，且用竹木茅草乃至砖石建成茶亭，施茶之同时，供人歇脚，暂避烈日骤雨。

施茶之风慢慢传遍全国乃至国外。澳门同善堂成立后，也在澳门多处摆设施茶处，亦在当年出入拱北与澳门的古道（今莲花路及澳门莲峰庙外）设有施茶亭。

有钱楼上楼无钱地下踎

不知何时开始，脑筋灵活的小商贩有感于旅人对茶水的需求带来商机，乃于人多来往之路旁开设收费茶亭（常见于古装电影、电视剧），继而出现兼卖小吃的茶寮。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广州有一种设于路边，以家庭作坊形式经营的茶寮俗称「一厘馆」（注1），设施简陋，仅有几张木枱木凳，聊供路人歇脚，供应茶水糕点，也为劳苦大众提供裹腹之包点饼食。后来规模渐大，变成茶楼，此后广府人上茶楼喝早茶蔚然成风。

澳门居民喝茶之风受岭南文化影响，除了在家中喝茶，还会像广州人那样到茶寮、茶居、茶楼「饮茶」、「叹茶」。

澳门的茶楼发展同样由「一厘馆」开始。据澳门茶文化馆的资料记载：「澳门的第一间茶楼为1863年（清同治二年）的近仙楼，其后分别出现杏香茶楼、得心茶楼。于1920年到1930年间，『远来』『吉祥』『六国』『得来』等茶楼相继开业。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冠男』『龙华』等茶楼……」设于新埗头街与十月初五日街交界东亚酒店内的兰香阁开业于50年代。

十月初五日街是茶居、茶楼的集中地，据1931年同善堂《征信录》所载，当年街上有得来茶楼、得心茶楼、吉祥茶楼、巧珠茶楼、明星茶楼、庆南茶楼共6家。

四大茶楼六国为首

在笔者有记忆的上世纪40年代末，最着名的茶楼是「六国」、「得来」与「远来」。

设于十月初五日街与新马路交界的六国饭店，前身是得心茶楼，始建于1931年，后于1938年由谭杰南接手。谭氏是当时广州陶陶居、莲香、涎香、六国等酒家的老板，有广州「茶楼大王」之称，交游甚广。澳门六国饭店开业时，粤澳名人纷纷题辞致贺，如广东着名食家「江太史」江孔殷（题店名「六国饭店」），民国政府将官张之英（题「气象万千」），澳门着名教育家、澳门崇实中学校长梁彦明（后被日本在澳门的特务暗杀）（题「共浮一大白」）等，都以巨型木制牌匾悬于高处，颇有气派。

1990年，六国饭店结业，由于其建筑与内部装潢富有广式茶楼特色而被列入受保护建筑名单，可惜因业主疏于修缮，整座楼房经已坍塌，据闻即将重建。

同在十月初五日街的得来大茶楼，名气与文化气息虽被「六国」后来居上，却比「得心」更早开业，是至今仍存的传统大茶楼建筑。「得来」初由陈永廉主理，在60年代由陈友等人接办，改名为「大龙凤茶楼」，如今由陈友千金陈慕莲主持。陈慕莲从父亲手上接过家当，即锐意恢复当年「得来」的菊坛风格，创立大龙凤曲艺会，自任团长，以「大龙凤」为平台，积极维系粤曲之友，每日下午在茶楼举行曲艺茶座，让会友与众乐乐，成为澳门今天唯一仍设歌坛的茶楼。

远来茶楼设于营地大街与米糙街交界处，原为创业于光绪初年的南来茶楼，1920年易主，由肉食商人、同善堂值理郑昌荣接办，改名「远来」，取《论语》句：「近者说（悦），远者来」之意。「远来」是当年唯一设于市中心区的大茶楼。1994年，「远来」结束茶楼业务，仅继续制作饼食，改称远来饼家，原址拆卸改建，迁往斜对面新址经营至今。

50年代的十月初五日街，与「六国」、「得来」鼎足而立，获坊众列为四大茶楼之一的冠男茶楼，前身是金龙茶室，1953年由香港「冠海」（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与春园街交界）、「得男」（位于皇后大道西）两集团接手经营，改名「冠男」。「冠男」开业之时，笔者已上学，甚少随祖父喝早茶，吃到「冠男」着名的「拖地叉烧」是许多年后的事了。「冠男」于1996年结业后，原班伙计中30多人在新东主陈荣林支持下，在提督马路经营「冠男轩」，多年后也结业了。

上世纪70年代，客运码头由内港迁至外港，十月初五日街失去交通之利，街上茶楼一家接一家结业，新开的茶楼则分散于新发展区域，尤其多设在新建酒店内，并以新的模式经营了。

与六国饭店之缘

爷爷有上茶楼喝早茶的习惯，间中会带稚龄的笔者同去。

爷爷生活俭朴，喝早茶都是走上茶钱最低（一毫钱）的三楼，也不会「一盅两件」，只是一盅一件，当他带着我去的时候，也只是点最便宜的一笼两个豆沙包，每人一个，若是两人分吃两个叉烧包或一个鸡球大包，已算丰富了。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偶或只喝茶，不吃点心。一般茶客，应是「净饮双计」（双倍茶钱）的，爷爷是熟客又获敬老，伙计扬声埋单（有内地朋友写作「买单」，实因音近之误）时，会喊道：「二叔公唔开胃（『没有吃点心』之意）。」收钱的掌柜心领神会，只收他一毫茶钱。

跟爷爷喝茶，我最大的受益是认字学事。爷爷最常去的是六国饭店三楼，那里除了名人题字，也挂了许多字画镜屏，其中有《论语》摘句。那时我还未上学，爷爷就指点着墙上的字画，教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因此，笔者上学前已认识不少字了。

父亲平常不喝茶，却也曾有一次带我上「六国」喝夜茶。当时的「六国」与「得来」，都在没有宴席的夜茶时段，邀请业余曲艺社来奏乐演唱（间有专业名家献唱，包括薛觉先），父亲爱曲艺，是「半闲音乐社」（澳门地水南音传承人区均祥也出道于此）成员，曾在绿村电台节目中献唱，当晚他到「六国」献唱，就带我去感受一下夜茶歌坛的气氛。

文章作者介绍

陈思国

资深传媒工作者。50多年笔耕不断，作品体裁多样，题材广泛，风格多变，散见港澳报纸杂志。

插图画家介绍

陆曦

澳门出生青年美术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届澳门美术协会会长、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参加历年澳门美术作品联展，曾在澳门、香港举办《陆曦、吴卫坚美术作品展》，在葡萄牙举办《陆昌、陆曦、吴卫坚美术作品展》，是大型系列电视纪录片《镜海归帆图》中百米画卷的作者及总监制。

注：一厘馆，指按人头收取一厘茶钱的茶寮。当时大小交易用白银，一厘就是千分之一両碎银（或钱币），是最低的喝茶消费。后来茶钱升为二厘，维持了较长日子，故许多谈广府茶楼历史的文章多以「二厘馆」开始。

文：陈思国   题头画：陆曦   图：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