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于2013年与乙相识。2023年7月14日，乙在微信朋友圈看到甲发布一个CHANEL品牌手袋(型号31mini，黑色)的照片，由于该款式在澳门专门店已售罄，乙遂于同日至7月15日透过微信向甲查询。甲回应称可协助从欧洲代购，并承诺两星期内可到货。双方达成协议，乙以人民币37,000元(折合港币40,487元)的价格委托甲代购。2023年7月15日，乙透过银行转账向甲的中国银行(澳门)户口支付了港币40,487元。

然而，甲收取款项后并未按协议代购手袋，而是将款项据为己有。当乙于同年7月24日查询时，甲讹称手袋已到香港报关，即将寄到澳门，并以海关及快递原因继续拖延。2023年8月10日，在乙多次催促下，甲再次谎称手袋已到达，承诺于8月11日交货。此后，甲对乙的联络不予回应。直至8月13日，乙表示将报警处理，甲才回应称原有手袋已被高价转售他人，正重新寻找货源，继续以谎言拖延。同日，乙报警求助。事后，甲于2023年10月19日向乙返还了11,300澳门元，并于2024年1月25日返还了余下的30,401澳门元。甲在完成转账后，透过微信向乙表示“希望高抬贵手，真的唔系要呃你，只系周转唔到d钱”。同日，甲因其他案件到司法警察局进行定期报到时被警方截获。

初级法院合议庭经审理，裁定甲以直接正犯、既遂方式触犯一项信任之滥用罪(巨额)罪名成立，符合特别减轻情节，判处七个月实际徒刑，不予缓刑。

甲不服，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主要提出审查证据方面明显有错误，以及量刑过重。中级法院对上诉案作出审理。

关于审查证据的问题，中院指出原审法院已对案件证据作出全面分析。甲辩称手提电话被扣押而未能提供与买手的通讯记录，但警方在讯问时已在甲陪同下翻阅其电话，甲当时并未提供相关记录；警方其后亦未在电话中发现甲与所指买手的任何通讯内容。中院认为，甲被宣告为嫌犯后已知悉乙报案，却未在侦查中提供支持其辩称的证据，金钱去向仅其本人最清楚，未能举证须承担不利后果。此外，甲向乙声称“周转唔到d钱”，并以“香港报关”、“手袋已到达”等不同谎言拖延交货，其行径符合挪用资金后圆谎的表现。其庭前提交的群组截图显示讯息发出时间早于乙询价，难以证明与本案有关。此外，甲未被羁押，却无法提供其所称同学或高价买家的任何身份、通讯或交易记录，故其辩称因被“拉黑”而资料灭失的说法亦难以采信。因此，中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证据的审查符合客观准则及经验法则，不存在明显错误。

关于量刑过重的问题，甲请求改判五个月徒刑并暂缓执行。合议庭认为，原审判处七个月徒刑，仅为特别减轻后刑幅下限的三分之一，量刑合理。甲此前已因同类代购诈骗在三宗刑事案件中被判刑，且在前案判决确定后约一个月即再犯本案，未汲取教训，守法意识薄弱；其否认控罪并提交无关证据扰乱法庭，侥幸心态明显。鉴于甲此前曾获缓刑机会却未珍惜，法院无法对其日后行为作出良好预测，缓刑不足以产生阻吓作用，故原审不给予缓刑的决定正确。

综合所述，中级法院合议庭裁定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维持原判。

参阅中级法院第122/2026号案的合议庭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