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先后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实化，大湾区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着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随着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注1）的发布，这个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逐渐展露出它应有的实力和风采。

何为粤港澳大湾区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穗港澳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光南教授介绍，粤港澳大湾区（下称「大湾区」）主要包括「二区九市」（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肇庆、江门、惠州），总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截至2018年人口达7,000万，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与美国纽约湾区、三藩市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合称世界四大湾区。

大湾区建设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推动大湾区发展，除了有利于深化粤港澳三地的交流合作，对大湾区城市多元发展，提升竞争力，保持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完善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将大湾区建设成为更具活力的经济区，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与其他世界级湾区的分别

纽约大湾区、三藩市大湾区以及东京大湾区这三大湾区，各有立身之长处。除去各自所长，它们还拥有湾区所具备的共性：多个港口资源、配套金融中心和公共设施以及一大批优质企业和制造业中心。

在上述「硬体」方面，大湾区相差无几甚至略有超出，但在「软体」上，大湾区与世界三大湾区有着较大区别。湾区发展一般经过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创新经济四个阶段逐步发展而成，而大湾区与其他湾区的区别，是前者的四个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发生。也就是说，大湾区同时具备了港口、工业、服务和创新四个经济元素，这也为这个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产业投资和产业链，这是大湾区在发展阶段上和其他大湾区的不同所在。另外，大湾区亦有它的地区特色：滨海湾区、中西交汇、西葡风情和岭南特色，其中前面的滨海港湾是全世界湾区都具备的，而后三种则是大湾区特有的元素。大湾区的地区特色不仅为中西商贸交流打下了更稳建的根基，亦有助大湾区发展旅游业和其他特色产业。

除了湾区的「硬体」和「软体」之外，大湾区与其他世界级湾区在区内城市合作的形式上亦有所不同。张光南教授认为，湾区的组成不能只是一个城市，而是需要能产生优势互补和联动协调效果的城市群。尽管国际知名湾区有城市间的合作，但往往是「中心+补强」的合作模式。而粤港澳大湾区并未突出某一个城市，而是利用大湾区城市之间互不相同的突出优势，带出更多的合作可能性和提升合作效果。

CEPA对大湾区的意义

粤港澳合作源远流长，为大湾区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国家于2003年先后与香港及澳门签订《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Close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注2），更标志着内地对香港、澳门的进一步开放。张光南教授认为，CEPA首先开启了粤港澳经济合作的制度安排，亦创新湾区的运行模式。「在此之前，港澳与珠江三角洲的企业间采用『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充份发挥自己的优势，分工明确，但这亦代表两地的经济结构仍存在隔膜，相关法例的缺失亦减慢了两地经济的融合。而随着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重心从制造业移向服务业，服务贸易成为两地合作的重点，贸易关系和地位的改变，使双方迫切寻求一套新的合作机制。CEPA以及其补充协定的签订，逐步消除港澳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单独关税区壁垒，通过实行零关税、通关便利化、放宽地域和经营范围限制等政策，开启了粤港澳地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两地的个人和企业交流更为直接，粤港澳合作模式逐渐转向『厂店结合』」。

大湾区协调须求大同存大异

对于进一步优化提升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以及粤港澳三地之间一共三个维度的协调问题，国家实行「正面清单」的市场管理模式，把地区和部门的职权用「白纸黑字」列出，三地商户和部门之间的来往程式变得透明化，权责更加清晰。除了「正面清单」外，国家亦根据市场的接受程度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循序渐进地推行「负面清单」的市场管理模式，其中包括八项管理创新措施，明确列出禁止或限制外地企业投资的专案，除了清单上的行为，其他行业、领域的经济活动都可以进行。这个做法除了避免政府部门间存在的权责不清、利益协调和风险规避的问题，亦实现了内外资的准入标准一致，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大湾区，把大湾区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性的一流湾区。

尽管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其「一国两制」、「三个独立关税区」的特点，使大湾区内的城市和地区在制度、政策和法律等方面有根本上的不同，要完全实现珠三角一体化，就要做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求大同，存大异」管理理念。「大同」指大湾区的城市一同 秉持「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发展目标，使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讯流和资金流做到畅通无阻。在「大异」方面，大湾区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会造成湾区内法律和政策上衔接的困难，但从好的方面来看，它亦会带来多元性和多样性。张光南教授认为：「大湾区的城市各有长处，这种情况除了能促使良好的优势互补合作关系，使对外竞争的时候能形成更多、更佳的组合配置外，城市间亦能透过相互学习，从而不断壮大湾区的影响力。这种学习型的湾区充满着活力，城市间的合作为大湾区带来无尽的创新空间，意味着它的发展前景可能比其他湾区更大。」

多重组合的挑战与机遇

大湾区的建设意味着区域内城市的交流和融合，反映在经济上便是企业与企业、城市与城市之间有更多的组合选择。组合过程中的挑战和风险主要集中在三点。第一：合作网路的扩大带来的风险。尽管合作带来的收益更多，但是其中涉及的风险亦随之增多，所以湾区城市的合作第一步要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减少和排除风险。第二：相关政策的规划和配合。大湾区市场上不仅需要一个列明限制经济领域的「负面清单」，还需要有一个界定政府权责的「正面清单」来与它相匹配，用明确的书面规定给所有人划出政府与市场在政策边界上的管辖范围。第三：厘清法律效力的级别。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三个独立关税区」的特点，不同地方的法律效力是不一样的。因此在签订符合商贸合作框架和专案时，究竟是以宪法等级的法律效力来界定其所拥有的法律效力呢，还是以当地政府颁布的地区法令来界定，这是一个问题。

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在大湾区中，资金、人才、技术等优势资源各有不同，这就导致了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都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也给湾区内城市带来了更多的组合。张光南教授举例：「去年佛山和香港两地的领导者提出『香港+佛山』的合作模式，以佛山所需、香港所长进行产业对接。例如佛山的陶瓷，假设一个陶制茶杯的生产制造、品质检测、产品展览以及产品出口都在佛山完成，是一个价格，若是仅在佛山生产制造，其他流程在香港完成，又是另外一个价格。香港在检测上的国际公信力、在展览上的服务以及出口管道所带来的产品附加值是其他城市很难具备的，而香港本身具备的制造业由于体量较小，难以完成规模化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的城市合作是大湾区城市合作模式的一种创新，整个大湾区城市具备的各种优势资源并不高度重合，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做到优势互补。所以大湾区的城市合作模式有多种组合。」

澳门在大湾区有所作为

前文提到大湾区整体如何在机遇和挑战中寻求发展，那么，作为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的澳门，又怎样在配合湾区发展的同时，深化现有的城市优势呢？    

由于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使澳门与葡语系国家、欧盟之间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一直保持联系，澳门特区政府亦把握机会，积极培养更多中葡双语人才，并鼓励澳门企业与葡语国家合作，藉此加强中葡合作关系。澳门在国际化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规划纲要》中，对澳门已有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既有定位上，新增「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大湾区透过推动澳门的这三个定位，在发扬独特的「澳门文化」，提高澳门竞争力的同时，亦协助内地城市开拓海外市场。

张光南教授举例：「为了使内地企业通过澳门平台加快与世界接轨，国家率先在广东省对澳门实行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实施后，除了促使其他国家，尤其是葡语系国家通过澳门与广东省进行企业和资金上的联动外，亦进一步提高澳门与内地经贸合作的水准，有利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除了建设中葡商贸平台之外，《规划纲要》中亦指出大湾区城市之间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的重要性，期望把大湾区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这个主张与澳门致力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目标不谋而合。生活配套完善、安定和谐的社会，除了增强地区市民的生活幸福感外，湾区内的共融生活圈，亦有助拉近居民工作生活的空间距离，提高湾区城市之间人货通关的效率，因此，大湾区规划中有专门的政策推动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确保澳门与其他城市和谐共融，并轨发展。」

他说：「文化实力是城市竞争的关键要素，澳门因其独特而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在大湾区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城市与城市、中国与世界之间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窗口』，因此，《规划纲要》根据澳门多元文化的平台优势，赋予澳门更多的责任和挑战――『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为了抓紧并打造好国家给予澳门的第三个定位，澳门特区政府除了需要充份挖掘澳门的文化内涵外，亦须加大力度发展和宣扬澳门的旅游业和会展业。例如定期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合办各种展览、节庆活动，让澳门逐渐构建可以容纳不同文化、独具亲和力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大湾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

互相结合共同发展三重点

在谈及澳门与其他湾区城市互相结合、共同发展的过程，张光南教授总结出三个重点：首先要做的就是发挥澳门本身的优势，其次是思考如何将澳门的优势与大湾区的其他地区优势相结合，第三就是进一步提升澳门本地的人力资源、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

为甚么会讲这三个方面呢？张光南教授解释：「因为澳门本身是微型经济体，城市发展空间有限，所以只能聚焦于某些具有特殊优势的方面来推动经济发展，例如博彩业、旅游业和会展业。尽管澳门短时间内仍不能改变以博彩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结构，但其专长式的经济发展，亦为大湾区带来专业人才，并稳固了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虽然澳门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但在其『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与内地相比，亦有零关税、自由港和资金等优势，因此，澳门可以与盛行制造业和产业网路的广东省合作，在其他国家（例如葡语系国家）内建设工业园区，由澳门负责出资，广东省担任工业园区的管理兼任企业招商，这种各取所长的合作方式，使大湾区利益最大化，亦有助增强大湾区城市的凝聚力和应变能力。尽管澳门在大湾区合作中有其独特优势，但由于澳门本身的高等教育、职业培训以及澳门职业多样化的推动过程存在一部份还没有完全实现，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本地青年的教育培训，才能使得他们有竞争力去实现前面讲的那两个重点。这样的话，澳门不仅为大湾区贡献自己的优势资源，同时还有能力把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优势资源利用起来，与其他城市的优势产业互相结合、共同发展。」

澳门之极点带动

《规划纲要》确立了以澳门、香港、广州和深圳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并把「澳门—珠海」与「香港—深圳」、「广州—佛山」定位为三大极点，因此澳门作为中心城市之一，不仅需要与其他大湾区城市相互结合、共同发展，还须主动承担推动「澳门—珠海」极点的责任，使「澳门—珠海」极点发挥引领带动的作用，带领大湾区参与国际合作。

尽管这三个极点形成大湾区空间格局的支撑点，但其经济体量却相差甚远：以2018年GDP为例，香港和深圳约为4.8万亿元人民币，广州和佛山约为3.3万亿，澳门和珠海仅约0.6万亿。由此可见，在这三个极点之中，就整体经济实力而言，「澳门—珠海」极点相对较弱，除此之外，「澳门—珠海」极点在其他领域与另外两个极点的差距亦十分明显。因此「澳门—珠海」极点需要对自身的发展进行补强，在政策和实践层面上，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才可更好发挥带动作用。

张光南教授认为，澳珠在过往的合作中取得不俗的成绩，但在沟通和协调上仍有不少问题：「例如澳门在合作中的积极性不够，在规划发展设想的时候没有与珠海明确划分主次责任等。」大湾区时代的来临，使珠澳合作升级有了新契机。首先是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珠澳以及其和邻近地区的凝聚性得到加强，为产业和人才交接建立起畅通无阻的管道。大湾区规划的落成，使澳门更关注自身城市的可能性，并积极寻求向外发展，珠海亦顺应「强强联手」的趋势，配合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提供不少便利措施。例如针对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珠海将建设珠海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并对旅客和澳门旅游从业人员提供往来澳门和横琴的便利措施和相关服务。由此可见，大湾区规划不仅为澳珠发展指明了方向，亦带动了地区的积极性，只要清晰未来发展定位，并重点发展目标产业，壮大「澳门—珠海」极点指日可待。

澳门于大湾区可发展行业   

大湾区规划的出现，给予澳门明确的战略定位，改善了澳门博彩业一家独大的情况，并开始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随着大湾区的不断发展，澳门的定位优势越加明显，在大湾区的发展和合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张光南教授介绍：「澳门与葡语系国家在文化、语言、历史背景上关系亲密，这是澳门最独特的一个发展优势，因此被中央政府赋予『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澳门亦抓紧这个重大机遇，在多方面协助大湾区在对外方面的商贸活动。例如进出口检测行业，澳门的货物进出口检测标准与其他地区相比，更贴近欧盟的标准，因此经澳门出口的商品会更易受到葡语系国家和欧盟的认可，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除此之外，由于中葡有着悠长的历史渊源，因此澳门本地有很多氏族宗亲会、同乡会、侨联会等社团与葡语系国家在历史文化中有着悠久的联系，再加上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因此澳门在大湾区亦担任中西文化和商贸交流的角色。」

除了中葡商贸交流、货物进出口检测产业之外，澳门独具特色的文化、小食和艺术等，亦能在大湾区成为具代表性的产业。「在今年推出的大型国际文化艺术盛会『艺文荟澳』，就透过展示不同国家、民族、宗教和思想的艺术作品，表达了澳门多元文化共存的区域特色和制度优势。吸引了来自不同地方的游客前来欣赏。另外，杏仁饼、葡挞和猪扒包等富含『澳门制造』元素的特色小食一直备受好评，手信产业除了对澳门整体收入作贡献，在较早前亦与内地跨境电商平台开展合作，提升澳门手信品牌在中国内地的知名度。相信随着大湾区城市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产业将会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除了具中葡或澳门特色的产业之外，作为澳门经济支柱的博彩业，亦衍生了不少优秀的专业服务。「澳门的测量师和建筑师普遍工作能力很强，因为近年来澳门多了很多大型赌场需要兴建，因此这些专业人士得到机会磨炼自己的技术，这种优势是其他地方难以达到的。《规划纲要》中提出允许取得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等港澳相应资质的企业和专业人士，为内地市场主体直接提供服务，如果到时候大湾区需要这样的人才，澳门就可以派驻这些专业人士去开展业务，除了协助大湾区的建设，亦能让这些专业人士融入国家发展浪潮中，寻找到更多机会。」

除了上述的产业外，澳门亦正在和其他城市合作，加强和扩展旅游业和会展业等产业，确保澳门落实多元经济适度发展。

改变自身适应新环境

当澳门青年进入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或创业时，面对不同的制度、文化和生活习惯，总会有「水土不服」的顾虑，对此，张光南教授认为，澳门青年需要对自身做出改变，以适应新环境：「随着澳门对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建设参与度逐渐加深，有关青年创业项目的国家政策和支持条件亦会不断推陈出新，澳门青年对相关政策进行瞭解和关注，除了可以根据大湾区实际情况，调整创业方向外，亦能得到实时援助，为事业『添砖加瓦』。这些是宏观层面上需要关注的事，在微观层面上，首先澳门青年必须瞭解澳门个人或企业进驻大湾区创业的相关政策和法律，这是进驻大湾区的基本条件，熟悉法律法规亦有助澳门青年加快融入大湾区的创业环境，快人一步抢占商机。其次可以把眼光放在成功的企业案例上，关注澳门有哪些企业在大湾区发展，以及是怎么成长的，藉此汲取创业经验。如果身边有已经在大湾区创业的亲朋好友，不妨请他们分享在创业路上的甜酸苦辣，为自己未来在创业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提前做好准备。」

多年的大湾区研究工作，让张光南教授接触到不少澳门青年的创业案例，他认为就适应度而言，澳门青年或企业的适应能力其实超过了很多人（包括自身）所认为的程度。「随着电子网路高度发展，全球在资讯交流方面趋向扁平化，网络世界在企业维度、创业维度和个体维度这三个维度所占的应用比重越来越大，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加容易，所以澳门青年有足够的途径去瞭解和交流大湾区的创业情况，更有底气和自信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程度去制订合适的创业方针，而不是漫无目的地跟着别人的道路向前冲。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或许存在，但是问题不大。随着大湾区城市间的联系越加密切，交通建设亦得到改善和进步，有些人甚至能做到每天在澳门和其他大湾区城市之间来往去上班。亦有很多人关注饮食问题，但其实粤港澳的饮食十分多元化，而且口味总体来说比较相近，找到合心意的餐点不是一件难事。」

同时，张光南教授亦对澳门特区政府推动青年前往大湾区就业和创业的进程表示忧虑，「总体来说，澳门青年普遍对大湾区创业计划不甚瞭解，亦没有到大湾区发展的欲望，因此，建议政府应正视澳门青年对大湾区整体的认知不足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并尽快落实医疗、公积金等基本生活保障，使赴大湾区创业或就业的澳门青年无后顾之忧。」

立足本地参与大湾区建设

大湾区除了透过三地之间的合作，共同谋求大湾区整体的提升之外，粤港澳自身也需要寻求突破，澳门的发展之于大湾区的建设同样极为重要。企业和个人并非一定要离开澳门前往大湾区其他城市才能发展，在本地同样能够参与大湾区的建设。张光南教授认为，企业或个人在大湾区其他城市开展业务时，由于面对的群体主要是内地消费者，因此经营策略就要更关注内地的风向。若企业或个人在澳门本地经营，就要配合澳门经贸开放的定位改变发展模式，变得更当地语系化，以突显自己的文化优势。但无论在甚么地方经营，企业或个人都不可能闭门造车，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是客观存在且不可避免的。「以服装店为例，消费者除了本地人，亦有可能是游客，更不用说那些从内地通关进口的衣服了。城市间的合作就像一张环环相扣的网，维系和促进跨境贸易，只要你在大湾区内寻求发展，就没有一个环节或选择能做到完全不参与到大湾区建设中。」

澳门被多次写入各种有关大湾区建设的草案和协议中，已经是大湾区发展的一部份，澳门未来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发展都与大湾区密不可分。因此，张光南教授建议澳门的企业或个人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发展方向，并没有太大的限制，当然，如果直接参与了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和交流，那么市场空间可能会更大，但本地发展亦有其不可取代的优势。

澳门之于「一带一路」

《规划纲要》提出大湾区要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建设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交通物流枢纽。无论是从政治、社会、经济还是发展环境上来看，「一带一路」的国家都十分多元化，因此「一带一路」发展所存在的机会和风险都是多元的，因此怎么去评估「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多元收益和潜在风险，由谁来评估比较有公信力……这些都是「一带一路」国家经贸来往中不可忽略的问题。澳门除了有着「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亦是中葡平台、贸易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它的商业运作模式和法律体系更与一些外国国家和地区接轨，因此，澳门十分适合作为「一带一路」的海陆枢纽节点、国际商贸平台和风险监管平台，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张光南教授举例说：「以中药保健品的进出口检测为例，即使在内地城市的检测结果为合格，亦有可能因为进口国行使不同的检测标准而不受认可。但是如果由澳门来负责评估，由于澳门的准则和法规更贴近国际标准，因此检测通过率相对就比较高。」       

除了促进国家之间的商贸合作之外，澳门与其他国家的历史联系亦使它能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体育文化交流的窗口。「有些葡语系或『一带一路』国家是足球强国，如果中国想发展足球，可以在澳门设置训练基地或跟足球产业相关的专业平台，并邀请它们到澳门进行交流和学习，澳门国际化和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会使衔接过程更为顺畅，这样既助力了国家和澳门的足球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亦带动了澳门体育产业和旅游向前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以后与葡语系和『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打下了友好合作的基础。」

「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为澳门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发展前景，上述例子只是林中一鸟，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关系更紧密、大湾区以及澳门「三个定位」的完善和进步，相信未来会有更深层次的合作，为澳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受访者介绍

张光南教授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穗港澳区域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导、所长；粤港澳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广州市穗港澳区域发展研究会会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香港科技大学兼任教授、日本贸易振兴机构顾问、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研究员、广东省工商联（总商会）顾问、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横琴新区专家委员。

注1：《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和实施，目的是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注2：《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是中央政府与香港及澳门签订的特别政策，通过该政策减少了港澳的市场壁垒和政府管制，提高港澳地区与中国内地的经贸联系。

文：陈锦城　图：宋楚珊、宾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