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 GOV-MO: 大灣區引領粵港澳發展新時代

自內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香港、澳門先後回歸祖國後，粵港澳合作不斷深化、實化，大灣區經濟實力、區域競爭力顯著增強，已具備建成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的基礎條件。隨着2019年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規劃綱要」）（註1）的發佈，這個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逐漸展露出它應有的實力和風采。

何為粵港澳大灣區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穗港澳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光南教授介紹，粵港澳大灣區（下稱「大灣區」）主要包括「二區九市」（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江門、惠州），總面積達5.6萬平方公里，截至2018年人口達7,000萬，是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和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空間載體，與美國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合稱世界四大灣區。

大灣區建設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推動大灣區發展，除了有利於深化粵港澳三地的交流合作，對大灣區城市多元發展，提升競爭力，保持繁榮穩定具有重要意義。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完善創新合作機制，促進互利共贏合作關係，共同將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並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

與其他世界級灣區的分別

紐約大灣區、三藩市大灣區以及東京大灣區這三大灣區，各有立身之長處。除去各自所長，它們還擁有灣區所具備的共性：多個港口資源、配套金融中心和公共設施以及一大批優質企業和製造業中心。

在上述「硬體」方面，大灣區相差無幾甚至略有超出，但在「軟體」上，大灣區與世界三大灣區有着較大區別。灣區發展一般經過港口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和創新經濟四個階段逐步發展而成，而大灣區與其他灣區的區別，是前者的四個發展階段在同一時期發生。也就是說，大灣區同時具備了港口、工業、服務和創新四個經濟元素，這也為這個地區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機遇、產業投資和產業鏈，這是大灣區在發展階段上和其他大灣區的不同所在。另外，大灣區亦有它的地區特色：濱海灣區、中西交匯、西葡風情和嶺南特色，其中前面的濱海港灣是全世界灣區都具備的，而後三種則是大灣區特有的元素。大灣區的地區特色不僅為中西商貿交流打下了更穩建的根基，亦有助大灣區發展旅遊業和其他特色產業。

除了灣區的「硬體」和「軟體」之外，大灣區與其他世界級灣區在區內城市合作的形式上亦有所不同。張光南教授認為，灣區的組成不能只是一個城市，而是需要能產生優勢互補和聯動協調效果的城市群。儘管國際知名灣區有城市間的合作，但往往是「中心+補強」的合作模式。而粵港澳大灣區並未突出某一個城市，而是利用大灣區城市之間互不相同的突出優勢，帶出更多的合作可能性和提升合作效果。

CEPA對大灣區的意義

粵港澳合作源遠流長，為大灣區的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國家於2003年先後與香港及澳門簽訂《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即CEPA（Close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註2），更標誌着內地對香港、澳門的進一步開放。張光南教授認為，CEPA首先開啟了粵港澳經濟合作的制度安排，亦創新灣區的運行模式。「在此之前，港澳與珠江三角洲的企業間採用『前店後廠』的合作模式，充份發揮自己的優勢，分工明確，但這亦代表兩地的經濟結構仍存在隔膜，相關法例的缺失亦減慢了兩地經濟的融合。而隨着近年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重心從製造業移向服務業，服務貿易成為兩地合作的重點，貿易關係和地位的改變，使雙方迫切尋求一套新的合作機制。CEPA以及其補充協定的簽訂，逐步消除港澳地區和內地之間的單獨關稅區壁壘，通過實行零關稅、通關便利化、放寬地域和經營範圍限制等政策，開啟了粵港澳地區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兩地的個人和企業交流更為直接，粵港澳合作模式逐漸轉向『廠店結合』」。

大灣區協調須求大同存大異

對於進一步優化提升中央和地方之間、地方和地方之間以及粵港澳三地之間一共三個維度的協調問題，國家實行「正面清單」的市場管理模式，把地區和部門的職權用「白紙黑字」列出，三地商戶和部門之間的來往程式變得透明化，權責更加清晰。除了「正面清單」外，國家亦根據市場的接受程度以及可能產生的風險，循序漸進地推行「負面清單」的市場管理模式，其中包括八項管理創新措施，明確列出禁止或限制外地企業投資的專案，除了清單上的行為，其他行業、領域的經濟活動都可以進行。這個做法除了避免政府部門間存在的權責不清、利益協調和風險規避的問題，亦實現了內外資的准入標準一致，從而吸引更多企業入駐大灣區，把大灣區打造成具有國際競爭性的一流灣區。

儘管大灣區經濟一體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其「一國兩制」、「三個獨立關稅區」的特點，使大灣區內的城市和地區在制度、政策和法律等方面有根本上的不同，要完全實現珠三角一體化，就要做到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求大同，存大異」管理理念。「大同」指大灣區的城市一同秉持「淵源共生，和諧共融」的發展目標，使大灣區內人流、物流、資訊流和資金流做到暢通無阻。在「大異」方面，大灣區具有相當的複雜性，一方面會造成灣區內法律和政策上銜接的困難，但從好的方面來看，它亦會帶來多元性和多樣性。張光南教授認為：「大灣區的城市各有長處，這種情況除了能促使良好的優勢互補合作關係，使對外競爭的時候能形成更多、更佳的組合配置外，城市間亦能透過相互學習，從而不斷壯大灣區的影響力。這種學習型的灣區充滿着活力，城市間的合作為大灣區帶來無盡的創新空間，意味着它的發展前景可能比其他灣區更大。」

多重組合的挑戰與機遇

大灣區的建設意味着區域內城市的交流和融合，反映在經濟上便是企業與企業、城市與城市之間有更多的組合選擇。組合過程中的挑戰和風險主要集中在三點。第一：合作網路的擴大帶來的風險。儘管合作帶來的收益更多，但是其中涉及的風險亦隨之增多，所以灣區城市的合作第一步要做到的就是盡可能減少和排除風險。第二：相關政策的規劃和配合。大灣區市場上不僅需要一個列明限制經濟領域的「負面清單」，還需要有一個界定政府權責的「正面清單」來與它相匹配，用明確的書面規定給所有人劃出政府與市場在政策邊界上的管轄範圍。第三：釐清法律效力的級別。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三個獨立關稅區」的特點，不同地方的法律效力是不一樣的。因此在簽訂符合商貿合作框架和專案時，究竟是以憲法等級的法律效力來界定其所擁有的法律效力呢，還是以當地政府頒佈的地區法令來界定，這是一個問題。

儘管面臨着諸多困難，但在大灣區中，資金、人才、技術等優勢資源各有不同，這就導致了大灣區的各個城市都面臨着更多的機遇，也給灣區內城市帶來了更多的組合。張光南教授舉例：「去年佛山和香港兩地的領導者提出『香港+佛山』的合作模式，以佛山所需、香港所長進行產業對接。例如佛山的陶瓷，假設一個陶製茶杯的生產製造、品質檢測、產品展覽以及產品出口都在佛山完成，是一個價格，若是僅在佛山生產製造，其他流程在香港完成，又是另外一個價格。香港在檢測上的國際公信力、在展覽上的服務以及出口管道所帶來的產品附加值是其他城市很難具備的，而香港本身具備的製造業由於體量較小，難以完成規模化生產。在這種情況下的城市合作是大灣區城市合作模式的一種創新，整個大灣區城市具備的各種優勢資源並不高度重合，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還能做到優勢互補。所以大灣區的城市合作模式有多種組合。」

廣州作為一座功能齊全的城市，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中，將繼續發揮綜合性城市的引領作用，並優化交通樞紐功能和金融發展。

澳門在大灣區有所作為

前文提到大灣區整體如何在機遇和挑戰中尋求發展，那麼，作為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之一的澳門，又怎樣在配合灣區發展的同時，深化現有的城市優勢呢？

由於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使澳門與葡語系國家、歐盟之間在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各方面一直保持聯繫，澳門特區政府亦把握機會，積極培養更多中葡雙語人才，並鼓勵澳門企業與葡語國家合作，藉此加強中葡合作關係。澳門在國際化上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在《規劃綱要》中，對澳門已有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既有定位上，新增「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定位。大灣區透過推動澳門的這三個定位，在發揚獨特的「澳門文化」，提高澳門競爭力的同時，亦協助內地城市開拓海外市場。

張光南教授舉例：「為了使內地企業通過澳門平台加快與世界接軌，國家率先在廣東省對澳門實行服務貿易自由化，政策實施後，除了促使其他國家，尤其是葡語系國家通過澳門與廣東省進行企業和資金上的聯動外，亦進一步提高澳門與內地經貿合作的水準，有利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除了建設中葡商貿平台之外，《規劃綱要》中亦指出大灣區城市之間教育、文化、旅遊等領域合作的重要性，期望把大灣區打造成『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這個主張與澳門致力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目標不謀而合。生活配套完善、安定和諧的社會，除了增強地區市民的生活幸福感外，灣區內的共融生活圈，亦有助拉近居民工作生活的空間距離，提高灣區城市之間人貨通關的效率，因此，大灣區規劃中有專門的政策推動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建設，確保澳門與其他城市和諧共融，並軌發展。」

他說：「文化實力是城市競爭的關鍵要素，澳門因其獨特而豐富多彩的文化底蘊在大灣區佔有一席之地，甚至成為城市與城市、中國與世界之間商貿和文化交流的『窗口』，因此，《規劃綱要》根據澳門多元文化的平台優勢，賦予澳門更多的責任和挑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為了抓緊並打造好國家給予澳門的第三個定位，澳門特區政府除了需要充份挖掘澳門的文化內涵外，亦須加大力度發展和宣揚澳門的旅遊業和會展業。例如定期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合辦各種展覽、節慶活動，讓澳門逐漸構建可以容納不同文化、獨具親和力的文化交流基地，成為大灣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文化交流的紐帶。」

互相結合共同發展三重點

在談及澳門與其他灣區城市互相結合、共同發展的過程，張光南教授總結出三個重點：首先要做的就是發揮澳門本身的優勢，其次是思考如何將澳門的優勢與大灣區的其他地區優勢相結合，第三就是進一步提升澳門本地的人力資源、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

為甚麼會講這三個方面呢？張光南教授解釋：「因為澳門本身是微型經濟體，城市發展空間有限，所以只能聚焦於某些具有特殊優勢的方面來推動經濟發展，例如博彩業、旅遊業和會展業。儘管澳門短時間內仍不能改變以博彩業為主導產業的經濟結構，但其專長式的經濟發展，亦為大灣區帶來專業人才，並穩固了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雖然澳門經濟結構較為單一，但在其『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與內地相比，亦有零關稅、自由港和資金等優勢，因此，澳門可以與盛行製造業和產業網路的廣東省合作，在其他國家（例如葡語系國家）內建設工業園區，由澳門負責出資，廣東省擔任工業園區的管理兼任企業招商，這種各取所長的合作方式，使大灣區利益最大化，亦有助增強大灣區城市的凝聚力和應變能力。儘管澳門在大灣區合作中有其獨特優勢，但由於澳門本身的高等教育、職業培訓以及澳門職業多樣化的推動過程存在一部份還沒有完全實現，因此需要進一步提升本地青年的教育培訓，才能使得他們有競爭力去實現前面講的那兩個重點。這樣的話，澳門不僅為大灣區貢獻自己的優勢資源，同時還有能力把大灣區內其他城市的優勢資源利用起來，與其他城市的優勢產業互相結合、共同發展。」

澳門之極點帶動

《規劃綱要》確立了以澳門、香港、廣州和深圳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並把「澳門—珠海」與「香港—深圳」、「廣州—佛山」定位為三大極點，因此澳門作為中心城市之一，不僅需要與其他大灣區城市相互結合、共同發展，還須主動承擔推動「澳門—珠海」極點的責任，使「澳門—珠海」極點發揮引領帶動的作用，帶領大灣區參與國際合作。

儘管這三個極點形成大灣區空間格局的支撐點，但其經濟體量卻相差甚遠：以2018年GDP為例，香港和深圳約為4.8萬億元人民幣，廣州和佛山約為3.3萬億，澳門和珠海僅約0.6萬億。由此可見，在這三個極點之中，就整體經濟實力而言，「澳門—珠海」極點相對較弱，除此之外，「澳門—珠海」極點在其他領域與另外兩個極點的差距亦十分明顯。因此「澳門—珠海」極點需要對自身的發展進行補強，在政策和實踐層面上，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才可更好發揮帶動作用。

張光南教授認為，澳珠在過往的合作中取得不俗的成績，但在溝通和協調上仍有不少問題：「例如澳門在合作中的積極性不夠，在規劃發展設想的時候沒有與珠海明確劃分主次責任等。」大灣區時代的來臨，使珠澳合作升級有了新契機。首先是交通設施的互聯互通，隨着港珠澳大橋的開通，珠澳以及其和鄰近地區的凝聚性得到加強，為產業和人才交接建立起暢通無阻的管道。大灣區規劃的落成，使澳門更關注自身城市的可能性，並積極尋求向外發展，珠海亦順應「強強聯手」的趨勢，配合澳門產業多元發展提供不少便利措施。例如針對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定位，珠海將建設珠海橫琴國際休閑旅遊島，並對旅客和澳門旅遊從業人員提供往來澳門和橫琴的便利措施和相關服務。由此可見，大灣區規劃不僅為澳珠發展指明了方向，亦帶動了地區的積極性，只要清晰未來發展定位，並重點發展目標產業，壯大「澳門—珠海」極點指日可待。

《規劃綱要》把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定位為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各有職能分工。

澳門於大灣區可發展行業

大灣區規劃的出現，給予澳門明確的戰略定位，改善了澳門博彩業一家獨大的情況，並開始推進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隨着大灣區的不斷發展，澳門的定位優勢越加明顯，在大灣區的發展和合作中佔有一席之地。張光南教授介紹：「澳門與葡語系國家在文化、語言、歷史背景上關係親密，這是澳門最獨特的一個發展優勢，因此被中央政府賦予『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定位，澳門亦抓緊這個重大機遇，在多方面協助大灣區在對外方面的商貿活動。例如進出口檢測行業，澳門的貨物進出口檢測標準與其他地區相比，更貼近歐盟的標準，因此經澳門出口的商品會更易受到葡語系國家和歐盟的認可，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除此之外，由於中葡有着悠長的歷史淵源，因此澳門本地有很多氏族宗親會、同鄉會、僑聯會等社團與葡語系國家在歷史文化中有着悠久的聯繫，再加上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因此澳門在大灣區亦擔任中西文化和商貿交流的角色。」

除了中葡商貿交流、貨物進出口檢測產業之外，澳門獨具特色的文化、小食和藝術等，亦能在大灣區成為具代表性的產業。「在今年推出的大型國際文化藝術盛會『藝文薈澳』，就透過展示不同國家、民族、宗教和思想的藝術作品，表達了澳門多元文化共存的區域特色和制度優勢。吸引了來自不同地方的遊客前來欣賞。另外，杏仁餅、葡撻和豬扒包等富含『澳門製造』元素的特色小食一直備受好評，手信產業除了對澳門整體收入作貢獻，在較早前亦與內地跨境電商平台開展合作，提升澳門手信品牌在中國內地的知名度。相信隨着大灣區城市的關係更加緊密，這些產業將會為澳門經濟多元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除了具中葡或澳門特色的產業之外，作為澳門經濟支柱的博彩業，亦衍生了不少優秀的專業服務。「澳門的測量師和建築師普遍工作能力很強，因為近年來澳門多了很多大型賭場需要興建，因此這些專業人士得到機會磨煉自己的技術，這種優勢是其他地方難以達到的。《規劃綱要》中提出允許取得建築及相關工程諮詢等港澳相應資質的企業和專業人士，為內地市場主體直接提供服務，如果到時候大灣區需要這樣的人才，澳門就可以派駐這些專業人士去開展業務，除了協助大灣區的建設，亦能讓這些專業人士融入國家發展浪潮中，尋找到更多機會。」

除了上述的產業外，澳門亦正在和其他城市合作，加強和擴展旅遊業和會展業等產業，確保澳門落實多元經濟適度發展。

改變自身適應新環境

當澳門青年進入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或創業時，面對不同的制度、文化和生活習慣，總會有「水土不服」的顧慮，對此，張光南教授認為，澳門青年需要對自身做出改變，以適應新環境：「隨着澳門對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建設參與度逐漸加深，有關青年創業項目的國家政策和支持條件亦會不斷推陳出新，澳門青年對相關政策進行瞭解和關注，除了可以根據大灣區實際情況，調整創業方向外，亦能得到實時援助，為事業『添磚加瓦』。這些是宏觀層面上需要關注的事，在微觀層面上，首先澳門青年必須瞭解澳門個人或企業進駐大灣區創業的相關政策和法律，這是進駐大灣區的基本條件，熟悉法律法規亦有助澳門青年加快融入大灣區的創業環境，快人一步搶佔商機。其次可以把眼光放在成功的企業案例上，關注澳門有哪些企業在大灣區發展，以及是怎麼成長的，藉此汲取創業經驗。如果身邊有已經在大灣區創業的親朋好友，不妨請他們分享在創業路上的甜酸苦辣，為自己未來在創業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難提前做好準備。」

多年的大灣區研究工作，讓張光南教授接觸到不少澳門青年的創業案例，他認為就適應度而言，澳門青年或企業的適應能力其實超過了很多人（包括自身）所認為的程度。「隨着電子網路高度發展，全球在資訊交流方面趨向扁平化，網絡世界在企業維度、創業維度和個體維度這三個維度所佔的應用比重越來越大，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大數據和雲計算等技術的應用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越加容易，所以澳門青年有足夠的途徑去瞭解和交流大灣區的創業情況，更有底氣和自信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程度去制訂合適的創業方針，而不是漫無目的地跟着別人的道路向前衝。其他生活方面的問題或許存在，但是問題不大。隨着大灣區城市間的聯繫越加密切，交通建設亦得到改善和進步，有些人甚至能做到每天在澳門和其他大灣區城市之間來往去上班。亦有很多人關注飲食問題，但其實粵港澳的飲食十分多元化，而且口味總體來說比較相近，找到合心意的餐點不是一件難事。」

同時，張光南教授亦對澳門特區政府推動青年前往大灣區就業和創業的進程表示憂慮，「總體來說，澳門青年普遍對大灣區創業計劃不甚瞭解，亦沒有到大灣區發展的欲望，因此，建議政府應正視澳門青年對大灣區整體的認知不足的問題，有針對性地進行宣傳教育，並盡快落實醫療、公積金等基本生活保障，使赴大灣區創業或就業的澳門青年無後顧之憂。」

立足本地參與大灣區建設

大灣區除了透過三地之間的合作，共同謀求大灣區整體的提升之外，粵港澳自身也需要尋求突破，澳門的發展之於大灣區的建設同樣極為重要。企業和個人並非一定要離開澳門前往大灣區其他城市才能發展，在本地同樣能夠參與大灣區的建設。張光南教授認為，企業或個人在大灣區其他城市開展業務時，由於面對的群體主要是內地消費者，因此經營策略就要更關注內地的風向。若企業或個人在澳門本地經營，就要配合澳門經貿開放的定位改變發展模式，變得更當地語系化，以突顯自己的文化優勢。但無論在甚麼地方經營，企業或個人都不可能閉門造車，與其他地區的合作是客觀存在且不可避免的。「以服裝店為例，消費者除了本地人，亦有可能是遊客，更不用說那些從內地通關進口的衣服了。城市間的合作就像一張環環相扣的網，維繫和促進跨境貿易，只要你在大灣區內尋求發展，就沒有一個環節或選擇能做到完全不參與到大灣區建設中。」

澳門被多次寫入各種有關大灣區建設的草案和協議中，已經是大灣區發展的一部份，澳門未來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的發展都與大灣區密不可分。因此，張光南教授建議澳門的企業或個人可根據個人情況選擇發展方向，並沒有太大的限制，當然，如果直接參與了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合作和交流，那麼市場空間可能會更大，但本地發展亦有其不可取代的優勢。

澳門之於「一帶一路」

《規劃綱要》提出大灣區要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建設成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際交通物流樞紐。無論是從政治、社會、經濟還是發展環境上來看，「一帶一路」的國家都十分多元化，因此「一帶一路」發展所存在的機會和風險都是多元的，因此怎麼去評估「一帶一路」不同國家的多元收益和潛在風險，由誰來評估比較有公信力……這些都是「一帶一路」國家經貿來往中不可忽略的問題。澳門除了有着「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亦是中葡平台、貿易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它的商業運作模式和法律體系更與一些外國國家和地區接軌，因此，澳門十分適合作為「一帶一路」的海陸樞紐節點、國際商貿平台和風險監管平台，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張光南教授舉例說：「以中藥保健品的進出口檢測為例，即使在內地城市的檢測結果為合格，亦有可能因為進口國行使不同的檢測標準而不受認可。但是如果由澳門來負責評估，由於澳門的準則和法規更貼近國際標準，因此檢測通過率相對就比較高。」

除了促進國家之間的商貿合作之外，澳門與其他國家的歷史聯繫亦使它能成為中國與其他國家體育文化交流的窗口。「有些葡語系或『一帶一路』國家是足球強國，如果中國想發展足球，可以在澳門設置訓練基地或跟足球產業相關的專業平台，並邀請它們到澳門進行交流和學習，澳門國際化和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會使銜接過程更為順暢，這樣既助力了國家和澳門的足球事業的改革和發展，亦帶動了澳門體育產業和旅遊向前發展，更重要的是，為以後與葡語系和『一帶一路』國家開展合作打下了友好合作的基礎。」

「一帶一路」發展倡議為澳門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和發展前景，上述例子只是林中一鳥，隨着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的關係更緊密、大灣區以及澳門「三個定位」的完善和進步，相信未來會有更深層次的合作，為澳門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注入新動力，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