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澳门基本法》）颁行30周年之际，回溯澳门政治与社会发展历程，于1993年3月颁布的这部基本法具有极为独特的里程碑意义，它明确订定了澳门回归祖国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全面实践「一国两制」所需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对澳门在后过渡期发展起着稳定方向的引导作用，并在回归后与中国宪法共同构成澳门特区的宪制基础，在澳门特区法律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回归初期，澳门特区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回归前亚洲金融危机所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但有《澳门基本法》为特区全面施行「一国两制」提供最坚实的法律保障，也为特区政府在社会、文化、民生等方面开展建设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使特区经济的持续和高速发展获得明确的方向与强劲的动力。随着「一国两制」的内涵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丰富，不但特区工商业获得了更大力的扶持，特区居民也获得了更全面的基本权利与更充分的自由保障，不断彰显着《澳门基本法》与澳门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价值。

基本法保障居民各项权利

从文本的角度看，《澳门基本法》旨在以宪制性法律形式确立「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不但全面规范了澳门特区的政治体制、行政、立法、司法制度，对澳门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作出了明确的规范和保障。澳门居民依据《澳门基本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非常广泛，主要体现在《澳门基本法》第三章「居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此外，《澳门基本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在澳门境内的澳门居民以外的其他人亦享有同等的权利和自由。

对澳门居民而言，作为基础的身份权利是《澳门基本法》所保障的居留权及领取居民身份证的权利。根据基本法规定，澳门居民包括澳门永久性居民及非永久性居民，澳门特区的永久性居民享有澳门居留权，可自由进出澳门，不被施加任何逗留条件，不被驱逐出境；永久性居民享有居留权，并有资格领取澳门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非永久性居民不享有居留权，但有资格领取澳门特区居民身份证。 

对澳门居民而言，最为关注的政治权利，在《澳门基本法》上同样有详尽的规定。根据基本法规定，澳门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适用和遵守法律上，不因任何差异或不同而享有特权或遭受歧视；澳门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的权利；澳门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

《澳门基本法》对澳门居民的人身权利有详尽的规定。例如，澳门居民人身自由受到保护，不受任意或非法的逮捕、拘留、监禁；澳门居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享有个人的名誉权、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隐私权；澳门居民除依照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和应受惩处外，不受刑罚处罚，并享有尽早接受法院审判的权利，在法院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澳门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不受侵犯；澳门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保护；澳门居民有在澳门特区境内迁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澳门居民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有依照法律取得各种旅行证件的权利；有效旅行证件持有人，除非受到法律制止，可自由离开澳门特区，无须特别批准；澳门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澳门居民有权诉诸法律，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得到律师的帮助及司法补救；澳门居民有选择院校和出外求学的自由；等等。

《澳门基本法》对澳门居民的财产权利也作出了特别规范。据此，澳门居民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澳门居民的私有财产和法人财产被依法征用时，被征用财产的所有人得到补偿的权利。通过基本法来规定私有财产权，表明私有财产权是居民的基本权利，除依法律规定不得剥夺，而民法将为之提供具体的保障。基本法关于财产权的这一规定，意味着财产权作为居民的一项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也意味着这一权利获得了在澳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基本法的有力保障，从而使特别行政区通过各项具体立法保障财产权得以成为现实。当然，基本法也规定了财产权因公共利益依法受限制的情形，如政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征用，这表明财产权并非是绝对权，在实践中可能因公共利益而受一定的限制；但居民的私有财产被征用时应当得到补偿，这一规定同样体现着对居民财产权的保护，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任意或无偿的征用财产都是侵犯财产权的行为。

根据基本法规定，澳门居民还享有广泛而切实的文化和社会权利。例如，澳门居民有选择职业和工作的自由；澳门居民有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澳门居民有婚姻自由、成立家庭和自愿生育的权利；澳门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和退休保障；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门特区的保护，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应受尊重；澳门居民原有的专业资格和执业资格，在回归后予以保留。

此外，澳门居民还有在国际法层面上的权利保障。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澳门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澳门特区的法律予以实施。

有权利就有义务

当然，《澳门基本法》在确保澳门居民和在澳门的其他人依法享有各方面权利和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澳门居民必须承担义务，履行社会责任。《澳门基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澳门居民和在澳门的其他人，有遵守澳门特区实行的法律的义务。根据学界通说，基本法规定居民遵守法律的义务，首先是指必须遵守基本法的义务。

这是因为基本法关于居民权利自由的条文本身就包含着相应的义务。前述关于澳门居民在行使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权利时不能危害和侵犯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公共卫生、公共道德的规定，其所谓「不能」所涉的便是与该项权利相应的法定义务。遵守法律的义务还包括遵守其他法律的义务，其中既有澳门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也有适用澳门的全国性法律。

实施基本法维护国安

基本法与澳门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离不开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所做的切实努力。《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澳门特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特区的政治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是一条有强制力的授权性规则，意味着中央通过《澳门基本法》的形式授权澳门制订并行使关于国家安全的立法，也同时表明特区政府必须履行通过「自行立法」的形式制订具体的法律以实施《澳门基本法》二十三条这一相对抽象的规定的法定义务。

2009年《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行，标志着澳门特区在全面贯彻落实基本法、认真履行基本法赋予的宪制责任、推进特区法制建设方面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从刑事法制发展历程看，该法填补了澳门回归以来存在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空白，对于维护国家安全、依法保障澳门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保持澳门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该法实施以来的实践表明，特区政府忠实履行着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责任，不仅实现了特区政府对中央的承诺，从而有效地履行着对国家整体安全的保护义务，也为特区居民生活提供了立基于现行制度和秩序的积极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从而切实有效地保障澳门的发展，以及居民的生活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

应当重视文化安全

当前，随着国际社会形势的变化，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任务，值开展修订《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公众咨询工作之际，指出置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新形势下的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亟待解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由此而使「文化安全」这一议题的特殊性及重要性得以凸显出来。

文化安全在当今各国是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日渐受到重视的新议题，但它不仅仅只是国家或政府层面应予关注的，也同样是澳门居民亟待重视的。伴随整个国家所面对的文化安全问题，特区现有的文化发展格局也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种种新挑战。从近些年港澳特区的发展状况看，这种挑战既包括来自内部力量的侵蚀，也包括来自外部势力的冲击，使特区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受到瞩目。

为此，我们需要调校以往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认识，不但要从政府层面看待文化安全，也需要从居民的角度看待文化安全，既要看到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从而亟待从文化安全的角度予以守护，更要通过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安全保障机制，确保特区的文化安全并使之成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从而得以在日趋复杂的新形势下始终能够健康发展。

在此方面，澳门的法律工作者、尤其是从事《基本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借助国家安全与文化安全理论，从基本法与居民文化生活的关联性入手，认识特区文化安全与国家安全体系的关系，认识特区与中国内地在国家安全保障方面唇齿相依的内在关联，认识特区如何处理本地文化安全与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关系，研判特区如何在实施「一国两制」之际，准确定位各自所涉的地区文化发展战略，探究特区的文化价值体系如何免遭来自内部及外部的侵蚀、破坏或颠覆，如何应对外来势力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文化渗透的问题。

澳门在文化安全战略方面，应当注意秉持以下原则及策略，例如如何处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问题，如何应对外来势力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的挑战，藉此继承并发扬业已形成影响力的优势文化、剔除有碍于特别行政区发展战略的文化糟粕以确保文化安全。这不仅符合特区在维护总体国家安全观上的时代需求，也符合最广大澳门居民自身的切身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作者介绍

何志辉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博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澳门法、法律史与法律文化。出版著作有《澳门法制史研究》、《澳门法制史论》、《澳门法律文化研究》、《明清澳门的司法变迁》、《从殖民宪制到高度自治》等。

文：何志辉  图：故渺、法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