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的出现，使人类文化交流和知识传播进入全新境界，对人类文明的飞跃进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影响。在澳门，有一位终日与古籍打交道的学者──李淑仪，因为欣赏铅活字印刷，透过研究古书旧报，尝试「站在印刷品的肩膀上看印刷史」，以历史作为线索，探究澳门20世纪前的铅活字印刷轶事。

西方印刷术东传至澳门

澳门中央图书馆管理厅外文古籍研究员李淑仪在被誉为「全澳最美图书馆」的议事亭藏书楼办公，古色古香的藏书楼里汇集了17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外文古籍，包括汉学和葡萄牙在非洲及远东的历史文献，以及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的葡文报纸，当中不乏极具历史意义的珍本。

李淑仪是广州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精通中、英、法、葡等语言。她将这些馆藏视为瑰宝，在翻阅前必会先戴上防尘手套。对她来说，这些古籍旧报是体现澳门风光一时的铅活字印刷技术的实物明证。

1578年，耶稣会教士范礼安神父从葡萄牙里斯本来到澳门，随后再东渡日本。1582年，范礼安神父组织日本使节团前往罗马觐见教宗。1588年，使节团回航，日本使者准备把来自欧洲的西洋铅（合金）活字模和一台印刷机带回日本，其间得悉丰臣秀吉于1587年开始迫害日本天主教会，使节团为了慎重起见，不敢马上返回日本，决定在澳门停留。

在居留澳门的两年期间，范礼安神父率先使用这批活字模和印刷机，印制了《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意译：《天主教青年教义》）和《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日语译本书名《天正年间遣欧使节见闻对话录 》）两本书。李淑仪指出，这是中国土地上第一批使用铅活字模印刷的书籍，极具历史价值和意义。

澳门是中国铅活字印刷摇篮

耶稣会于1594年创办的圣保禄学院及1728年创办的若瑟堂书院，原是西方教会在远东和澳门培训传教人才的专门学府。1818年2月29日，澳门判事官亚利鸦架去信葡国皇廷，要求在若瑟堂书院设立印字馆。信中引述历届若瑟堂书院的负责人因为教学需要，急须将已翻译好的中文书籍梓印出来，以供在学的传教士使用。翌年亚利鸦架收到回信，葡皇批准若瑟堂书院设立书塾印字馆。1829年，政府印字馆将印刷器材借给若瑟堂书院。当时江沙维神父最能胜任出版工作，在1828年至1841年间，他编撰的多部中、葡、拉丁语教科书和字典，都是由若瑟堂书塾印字馆印刷。

根据1879、1885、1890年不同时期的《澳门指南》，李淑仪整理出当时若瑟堂书院印工人数的变化后得知，若瑟堂书院的装订工作，都是由华人或有华人血统的人士负责。在1879年的《澳门指南》中，记录当时若瑟堂书院的装订负责人是一位名叫阿金的华人。李淑仪猜测，当时的装订师傅需要拥有一对巧手，胜于懂得葡文，而华人素来对线装书的装订就很讲究，因此当时印刷后加工的工序多由华人跟进。她认为，澳门印刷业可以说是「中葡合作」的最佳例证。

李淑仪表示，19世纪澳门教会与澳门政府部门的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当时资源短缺，澳门人口不多，大家乐意以「共建共用」的方式，一起推动铅活字印刷业的发展。澳门教会担当育才的摇篮，以培养印刷技师、装订师傅为主，培养出来的人才，比较容易到相关行业就职。

《蜜蜂华报》首开印报先河

中世纪的葡萄牙是一个政教（天主教）合一的国家。1789年法国大革命激发了葡萄牙人的自由思想，立宪派与保皇派的角逐，促使出版的报刊卷入政治斗争之中。保皇派当政时，出版审查制度严谨；立宪派当政时，检查比较宽松。1820年波尔图革命导致巴西独立。1821年佛朗西斯科提交的新闻自由法案获通过，庞巴尔首相（Marquês de Pombal）在1768年制订的新闻检查制度被废除。澳门议事会遂于1822年撤销出版检查。从这个时期开始，澳门的报纸、书刊发行迅速兴盛起来。

当时取得政权的澳门议事会希望印报，但鉴于澳门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印刷设备，于是议事会秘书卡罗斯致函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商借印刷机，印制第一期的 《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并以政府印字馆的名义付梓。

《蜜蜂华报》（Abelha da China），被学者一致认定为澳门历史上的第一份报纸，同时也是中国领土上印刷的第一份近代报纸、第一份外文报纸。后来因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蜜蜂华报》被迫于1823年12月底停刊，随后由保守党人出版的《澳门钞报》取代。

昔日在远东传教的修会，不少会向孤寡老幼提供基本救济，宣扬仁爱、助人的教义，而教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教会寓传教于教育，让教友学到一技之长，在安定的生活中追求信仰。20世纪初，澳门的经济环境不太理想，社会上有不少孤儿。澳门教区和仁慈堂相继设立孤儿院，在抚养孤儿时，也培养儿童记者、印刷学徒和卖报纸的报童。印刷工艺是当时很多男孤儿希望学到的一门手艺，教会提供一条龙的教学服务，间接推动了澳门铅活字印刷的工业发展。

在澳门公共图书馆的古籍当中，藏有一份由澳门孤儿院印制的葡文儿童报，它是澳门第一份葡文儿童报，该报每两个星期出版一次，销售报纸及刊登广告的收入，归作孤儿院的部份经费。所以发行该报，除可培养孤儿一技之长外，也可补贴孤儿院的经费。

澳门孤儿院主要收养在澳门出世而被遗弃的葡萄牙籍5至15岁白种男孩，澳门慈幼会无原罪孤儿院则主要收养亚裔孤儿。澳门慈幼孤儿印刷所，又名慈幼印书馆，在1906年由意大利籍的雷鸣道神父设立。1910年，慈幼会将之升格为无原罪工艺学校，除了孤儿，也增收9至14岁的贫苦小男孩，教授他们6种工艺课程，包括木工、缝纫、革履、排版、印刷、装订。1937年，无原罪工艺学校易名为鲍思高纪念中学，1952年再改为现时的慈幼中学，可以说，这所学校直接推动了澳门印刷业的发展。

土生葡人与澳门印务业

伦敦传道会在汉字铅字粒的铸造上有很大的贡献。该会以马礼逊为首，在1814年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在澳门设立印刷所，聘请了英国专业印工汤姆斯，带同一部印刷机和一副外文金属活字等设备到澳门，再雇用中国刻工在铸好的铅坯上雕成中文活字，印制了马礼逊编撰的一套《华英字典》。

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印刷所雇用第一位土生葡人斯汀（G.J. Steyn）协助刻字。李淑仪通过查证澳门土生葡人的族谱，发现土生葡人透过通婚的关系，造就了他们成为传承澳门印务业的历史人物。土生葡人从协助马礼逊在澳门开办印刷业务开始，经若瑟堂书塾印字馆的学徒式培育，使他们全面掌握印刷的技术。20多年的实际印刷经验，使澳门拥有了中青两代的印刷业专业人才。中年的一代可以开办自己的印字馆，而年轻的一代可直接参与印刷事务。

其中，《澳门宪报》也曾交由土生葡人开办的印字馆印刷，如Typographia de Joséda Silva（1854-1869）和镜海印务总局，直至澳门官印局在1901年成立后，才正式由官方机构直接印刷。

李淑仪通过「点、线、面」的研究方法剖析葡文报纸和外文古籍，以历史的足迹见证了澳门在铅活字印刷业史上的摇篮和推动角色。因宣教、慈善、教育、文化、政治等需要，澳门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印刷机构和专业技术人才，而印刷事业更逐步推广至内地，让铅活字印刷在中国开花结果。

葡文版 Echo Macaense: Semanário Luso Chinez，中文版《镜海丛报》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创刊，中文版于1895年停刊；葡文版于1899年停刊。中葡文版的《镜海丛报》内容有异，主要包涵政治、经济、社会等资讯，署名刊行人是飞南第（Nicolau Tolentino Fernandes），由创于1855年的「镜海印务总局」梓印。《镜海丛报》是中国近代第一份资产阶级与民主革命密切相关的报纸，此报亦记录了孙中山在澳门和广州之活动，是研究孙中山事迹的重要参考文献。

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 是一册拉丁文古籍，由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撰写，是《利玛窦中国札记》的第一卷。书中主要描述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名称、地理位置、疆域、物产、科技、行政机构、风俗礼仪、宗教构成等内容。此书体积仅11x6x2厘米。

李淑仪指，这本300多岁的书可谓是藏书楼的镇馆之宝，编撰得十分细致，扉页「平沙落雁」典故的配图中，可以清晰地数出13只大雁，下方绘有中国长城以南地图，地图中可见长城、黄河及长江入海口。而这本书的体积之所以这么小，就像口袋书一样，是因为当年人们出外都是骑马，这个尺寸好让他们把书放于皮带的小盒子中，随时拿出来阅读。

活字印刷与文创

李淑仪博士对澳门的印刷史知之甚详，除了研究，还喜欢收藏与活字印刷相关的物品。她曾于台湾念书，对于当地保护铅活字印刷技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文创产品大为赞赏。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活字排版的历史，李淑仪还专门从台湾订了一个铅活字印版回澳门。由于担心托运时碰撞会导致印版里的字粒松散，她亲自手提着近十磅重的印版上飞机带回澳门。李淑仪笑称，拿到印版时，感觉如获珍宝，一路上都像手捧贵重的瓷器般小心谨慎哩。

除了印版，李淑仪还展示了她的另一珍贵藏品――铜模。「铜模是铅字的『妈妈』，有铜模才能铸造出铅字。如今还存有铜模的澳门印刷厂很少了，我手上这三个都是《华侨报》的社长送赠的。」

李淑仪指出，在铅活字印刷出来的纸页上，抚触到淡淡的浮突，彷佛每一个字都是有重量、有生命的。她期望日后澳门的文创工作者，通过创意，把活字印刷的魅力融入文创产品中，让更多人能感受得到铅活字印刷字里行间的温度。

文：黄桂兰  图：宋楚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