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甲、乙、丙及丁四名被告透过微信联系，预谋以兑换货币为名，骗取从事货币兑换活动人士(俗称“换钱党”)的款项后逃往马来西亚。经商讨后，他们共同决意由甲向拥有大量资金的人士讹称需要筹码，并计划趁机取走筹码前往赌博，若侥幸赢取彩金便退还本金，若赌败则逃离澳门，其余三名被告则留在现场安抚对方及阻止报警。

2024年11月8日下午，四名被告与两名被害人戊及己在酒店大堂见面，之后一同前往酒店房间。进入房间后，甲要求两名被害人将筹码(分别为350万港元及620万港元，合共970万港元)放在房间桌上供拍照。期间，甲趁其中一名被害人进入洗手间、另一名被害人不为意之际，拿起上述筹码装作自拍，随后拿着筹码独自奔跑出房间，随即乘搭的士前往新濠影汇赌场进行赌博。

在赌博期间，甲曾透过微信要求留在房间内的其余三名被告安抚两名被害人。同日下午约2时20分，甲赢得200万港元后，将所兑换及赢得的小额筹码换回大额筹码，并于下午约2时32分返回酒店房间，将350万港元及620万港元筹码分别归还予两名被害人。司警人员接报后到场调查，并发现房间内的四名被告。

初级法院经审理，裁定四名被告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触犯《刑法典》第198条第2款a项结合第197条第1款、第196条b项及第201条第1款所规定及处罚的一项加重盗窃罪(相当巨额)，分别判处甲两年九个月实际徒刑，其余三名被告各两年徒刑，暂缓执行三年。

检察院不服，提起上诉，认为四名被告使用诡计诱骗被害人将筹码带到房间并放在桌上，应构成《刑法典》第211条规定的“相当巨额诈骗罪”，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加重盗窃罪”。

中级法院对上诉案作出审理。合议庭指出，在诈骗罪中，“诡计”是核心构成要件，行为人透过欺骗手段使被害人在错误认识下“作出造成其本人或另一人财产有所损失的行为”，即被害人因受骗而自愿处分财产；而盗窃罪则是在被害人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趁机取走仍属被害人管领范围内的财物。

合议庭指出，从已证事实可见，四名被告的犯罪计划是以假称兑换筹码为由，再伺机取走被害人的筹码用作赌博，当中的“趁机取走”亦是犯罪计划的一部分，是为完成诡计的手段之一。

本案可以视为一种复合性的犯罪方式，既具备符合诈骗罪的诡计情节，在实施犯罪计划的过程中，行为人又使用了符合盗窃罪的手段情节，并构成犯罪的表面竞合情况。然而，在定罪的层面，应以情节较为严重的罪行来论处。故此，合议庭认同检察院所主张的见解，认为四名被告所实施的行为，包括“趁机取走”被害人的筹码，属诈骗计划当中的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使诈骗行为得以既遂。

基于此，中级法院裁定检察院的上诉理由成立，并对相当巨额盗窃罪这一犯罪定性进行变更，改判四名被告以直接共同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触犯《刑法典》第211条第1款结合第4款a项和第196条b项所规定和处罚的一项相当巨额诈骗罪。

关于量刑，合议庭指出，经特别减轻后的相当巨额诈骗罪与相当巨额盗窃罪的刑幅相同，由于检察院并未有明确主张原审法庭的判刑过轻，按照《刑事诉讼法典》第399条第1款的规定，中级法院不得加重对四名被告所科处的刑罚。另一方面，考虑到相当巨额诈骗罪的行为恶性较相当巨额盗窃罪更高，在检察院未有明确质疑原审法院的判刑过重的情况下，中级法院认为原审法院的量刑未有明显的不适度情况。因此，按照上诉法院一贯的见解，中级法院对原审法院的量刑没有介入的空间，为此，维持原审法院对四名被告所科处的刑罚。

综上所述，中级法院裁定检察院的上诉胜诉，将甲、乙、丙及丁四名被告的定罪由加重盗窃罪更改为《刑法典》第211条第1款结合第4款a项和第196条b项所规定及处罚的相当巨额诈骗罪，但维持原审法院对各被告科处的刑罚。

参阅中级法院第36/2026号案的合议庭裁判。